杨登瀛偷梁换柱
关向应被捕时，明明被抄走了一大箱文件，法官怎么说“没查出什么证据”呢？原来，中统特务在上海的头头、国共“双料间谍”杨登瀛已经先于黄慕兰行动了。
发现敌人并不了解自己的真实身份，关向应便化名李世珍，说自己不过是路过酱油店，向店员打听亲友住处的路人。敌人问不出名堂，就把他关押在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房。
对于从关向应住处抄去的那一大箱文件，英国人很感兴趣，但文件那么多，他们的中文水平又低，实在感到难以下手。国民党宪兵也嗅到了风声，想把这批文件弄走。幸亏双方素有矛盾，英国巡捕说，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他们。
这些情况汇报到周恩来处，周恩来说：“营救就先从这批文件入手。一方面，需要设法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抢出来，才能避免泄露党的重要机密，使党少受损失；另一方面，只要能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搞走，使敌人无法判断关向应的身份，就更容易把他营救出来。”
陈赓找到杨登瀛，要他到英国巡捕房去想想办法。这个杨登瀛，原名叫鲍君甫，是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他表面上是个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私底下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听从周恩来调遣。1930年秋，为了营救任弼时，他不惜一掷千金，交结了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
此刻的兰普逊，正为这箱文件犯愁，他不识中文，又不便将这些文件拿给外人看，刚好赶上杨登瀛登门，就央求说：“你来帮我鉴别一下吧！”杨登瀛不动声色地推说自己太忙，同时表示可以另想办法。
陈赓派了他的助手、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前去“鉴别”。周恩来交代说：“要把所有手抄、复写的文件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
于是，刘鼎由杨登瀛陪同，作为中统的“政治专家”介绍给了兰普逊。刘鼎一边用英文聊天，一边把重要的手抄、复写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临走时手里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兰普逊说：“大部分是学术资料，这几份我带回去看看。”
后来，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从他家里抄出来的这些文件，都是学术研究资料。”兰普逊见关向应不是要犯，就把他交给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1931年4月25日，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幸亏这一消息由徐恩曾身边的地下党员钱壮飞首先获悉，党中央各机关得以迅速撤离。
陈赓撤离前找到杨登瀛说：“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总归要得天下的，到那时候我们决不会忘记你。”杨登瀛也动了情：“不管今后我是否能看到你们得天下，有你这句话，哪怕明天叫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就在这天下午，杨登瀛被捕了，他被关在狱中半年之久，什么话也没有说。出狱以后，国民党安排他在南京反省院当副院长，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据说，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念出了一串地下工作者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这是后话。
向忠发叛变
龙华，有始建于三国年间的龙华寺和龙华塔，也有驰名的桃花，当年却是杀害革命志士的刑场。关向应被关进来前的两个月，就有林育南等24名烈士在此牺牲，顾顺章叛变后，又有更多的同志被关到了龙华监狱。周恩来唯恐“夜长梦多”，要黄慕兰加紧营救。
6月22日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吃饭看电影。他们刚落座，陈志皋的同学、在巡捕房任翻译室主任的曹炳生便走了进来。陈志皋有意打听营救关向应的消息，就连忙让座，向曹介绍说：“这位是黄小姐。”又问：“巡捕房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也许是为了在美丽的小姐面前显示自己的消息灵通，曹炳生落座后悄悄告诉陈志皋：“法国巡捕房捉到一名共产党头头，悬赏金可大呢！十万银元。此人五六十岁，是湖北人，满口都是金牙，九个指头。谁想到这个家伙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子就吃不消了，什么都说出来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搅拌着咖啡，看似并不关心，心却怦怦乱跳起来。曹炳生走后，她皱着眉头，敲打着脑袋，说头疼病又犯了。陈志皋一看电影看不成了，主动把黄送回家。
为了假戏真做，路过药店时，黄慕兰还特地给自己买了点阿司匹林。
回到寓所，黄慕兰立即打电话给潘汉年，叫他来一趟。“五六十岁，湖北人，满口金牙，九个指头”，两人根据描述一分析，不由心惊肉跳，这个叛变的人肯定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没错。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这次被共产国际操纵的大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成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被王明架空，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神经紧张，而且搞得党内对此议论纷纷。对此，周的评价是，向忠发“堕落”了。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为了保证向忠发的安全，决定把他转移到中央苏区去，出发的日子就定在6月21日，他怎么会在6月22日被捕呢？原来，6月21日下午，向忠发违背组织规定，趁周恩来外出之机，偷偷溜出去私会情人，并在旅馆内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向忠发走出旅馆，到原来他经常要出租车的一家英商“探勒”汽车行要车时，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当场抓获。
当时，向忠发和周恩来夫妇同住，周恩来住处的钥匙，向忠发也有一把。潘汉年判断：“今晚估计有行动，不能不防。”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领导人得到情报后，迅速转移到了一家饭店。
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在晚上通宵营业的。人们一听“嘀嗒、嘀嗒”的竹板声，就知道是卖馄饨的来了，纷纷开门出来买馄饨当夜宵吃。 康生派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周恩来、李富春住所附近观察。
果然，夜里1时许，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人，领着巡捕房的捕快直接用钥匙开了周恩来的家门，闯了进去。很明显，这个带巡捕抓人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不会是别人。
他一看周恩来没能抓到，就联想到其他领导人也转移了，于是直接扑向附近的地下印刷厂——红旗印刷所。遗憾的是，当天晚上因情况紧急，来不及一一通知，印刷所被向忠发领着巡捕破坏了，还抓走了好几位同志。
周恩来布下棋子
关向应被捕，向忠发是知道的，还参与了周恩来主持的营救关向应的紧急会议，这给营救关向应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发现向忠发叛变的次日，康生和潘汉年把黄慕兰带到了周恩来的住处。一进门，周恩来就紧紧握着黄慕兰的手说：“慕兰，你真行呀！由于你的及时汇报，免除了一场大祸。”接着，周恩来询问了营救关向应的进展，他指着摆在桌子上的一堆钞票说：“你托陈去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行吗？只有知道他究竟向敌人招供了什么，才有对付的办法。”
“这样做恐怕不大妥当。”心思细密的黄慕兰说，我并没有向陈志皋暴露过真实身份，作为一个到上海来求职业的地主家小姐，决不应当关心向忠发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更不会出高价去收买他的口供。再说，我又从哪里会弄得来这一大堆的钞票呢？如果真要那样的话，肯定就会暴露身份，而且势必会对营救关向应同志的工作造成不利。
周恩来听后立即说：“你提醒了我，还是你想得周到。”
送别的时候，周恩来又再次褒奖说：“土豹子(贺昌)没有保举错。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合，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
过了几天，黄慕兰借着与陈志皋闲聊，忽然以好奇的口吻问他：“哎！我问你，那天你朋友曹炳生所说的那件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我对这种人的下场倒蛮有点兴趣的。”
陈志皋一心追求黄慕兰，果然打听到了情况，他告诉黄慕兰说：“唉！这家伙注定该死。抓他的人给蒋介石发电报说抓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蒋介石立即回电：就地正法。审讯的人接着给蒋介石发了第二封电报，说他已经投诚。还没等蒋介石回应第二封电报，那收到第一封电报的人为了争功，就把他枪决了，比蒋介石枪下留人的电报快了一天。”
黄慕兰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十分高兴，因为向忠发知道的机密实在太多，敌人争功，反而给营救关向应堵住了大缺口。
不过，据杨尚昆回忆，向忠发带领敌人到各处抓人大多都扑了空，又领着特务到各监狱去认人。“所幸的是，他过去一直高高在上，并不认识关在狱中的同志，所以还是毫无结果。例如，就没有认出关在狱中的关向应同志。”
对这一点，周恩来事先已有准备。他怕向忠发和顾顺章认出关向应，叫人用隐语写信将向、顾叛变的事告知关向应，由共产党人李求实的夫人秦毅君以探监的名义传送给他。关向应收信后，故意在狱中表现出浑浑噩噩，悲观绝望的样子，看书也只看古书和旧体诗。
虽然营救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眼看半年就要过去了，关向应仍未出狱。原来，那位姓赵的法官当着陈其寿的面哼哼哈哈，满口答应，事后却一再拖延不办。陈其寿再次将赵法官找来询问，才知道是一位掌握实权的书记官从中作梗，说同案犯口供有出入，需要核对。
陈老太爷问明了书记官姓李，有抽鸦片的嗜好，就叫人用他的名义，给那个李书记官送了四两最好的烟土。书记官收了礼，就把两份口供改成了一样的，关向应自然很快就被陈志皋保释出来。
出狱后，关向应听说了营救中的种种艰辛，握着黄慕兰的手说：“谢谢你，谢谢土豹子，谢谢恩来。”长征中，关向应是红二方面军的副政委，到陕北后又被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6年，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的关向应因病逝世，年仅44岁。病中，他听说黄慕兰仍在白区工作，就对组织说：“他日革命成功，慕兰回来，请求组织上一定要善待她。”
被岁月磨平的历史褶皱
营救关向应、保护了周恩来，黄慕兰的“奇功”已建，但与贺昌的团聚的计划却杳如黄鹤。随着形势恶化，党中央、潘汉年等都撤出上海，她不能再与周恩来、康生和潘汉年等人见面交流工作，只能与“组织来人”保持单线联系。
由于总是有新的人需要营救，而与陈家的交情就是她的工作阵地，黄慕兰虽然两次拒绝陈志皋的求婚，但与陈志皋的关系却始终难以了断。1935年，29岁的贺昌在游击战争中牺牲，黄慕兰对此一无所知。同年，党组织表示，希望她能够接受陈志皋，打开工作新局面。
黄慕兰与陈志皋约法三章：一是继续支持黄的工作；二是互不干涉个人行动；三是准许共产党胜利之后，让黄与在宛家生的孩子相认。随后，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在这次标准的上流社会婚礼中，蔡元培、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是证婚人、介绍人。出于父亲希望女儿历尽磨难之后能“安定”、“福慧双修”的遗愿，慕兰再次改名为黄定慧。
多年以后，人们对她的第三次婚姻仍众说纷纭：敌人说这是“共产党人的美人计”，党内有人说黄慕兰“贪图享受去做阔太太了”。黄慕兰对此倒是心怀坦荡，无怨无悔，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访问中，她说：“我这是为了革命牺牲了我自己。”
从1935年到1949年，黄慕兰以豪门女主人、银行家和大律师夫人的身份，穿梭于各种政治舞台，斡旋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文化圈，上海的顶尖人士几乎没有她不认识的，在作家茅盾和郭沫若的作品中，也能隐约看到她的影子。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文中提到，“大革命时代十分活跃的黄慕兰此时已经改名黄定慧，她的丈夫是《每日译报》的负责人，不过实际上出面活动的是黄定慧，因此《译报》与上海进步文化界的关系搞得很密切。她知道了出版《鲁迅全集》遇到的困难后，就提出由她来担保向银行开个支付户；这样就解决了排印陆续付款的问题。”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也提到了这个筹借款项的故事。
虽然与丈夫陈志皋生了四个孩子，但黄慕兰却一直不能坦白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与贺昌的婚姻，其内心的痛苦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这些痛苦使她一直非常渴望脱离一切荣华富贵，到延安去。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黄慕兰去延安的请求再次被否决。新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带来周恩来的亲笔信，表扬她营救工作的成果，并要求她继续留在孤岛，支持和配合中共在上海的抗日统战工作。
孤岛时期，黄慕兰的工作事无巨细，甚至包括遵照毛泽东亲笔写的购书单，购买《孙子兵法》等线装书运到延安。她还按照上级刘少文的指示，成为民主进步人士抗日沙龙“星期二聚餐会”的召集人。
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阔别11年的周恩来夫妇。当时，她备受流言困扰，又担心与东江游击队的关系暴露，因此再次提出离开陈家到延安去。周恩来劝她和陈志皋一起，掌握中央赈济会这个重要据点。然而正如黄慕兰所预感的那样，不久之后，她就和陈志皋同时被军统秘密逮捕了。
黄慕兰在给军统的抗辩状中写道：“我如反共，他年(与宛希俨)遗孤长成，将何颜相见呢？如以联共有罪，请处极刑，裨获从先夫于地下，虽死犹生。”这封抗辩状从狱中传出，争取到了社会各界的声援，她被轻判两年，出狱时已是抗战胜利前夕。
抗战胜利后，黄慕兰家又热闹起来，她成了沪上文艺界“民主沙龙”的女主人。不过，由他们夫妇一手创办的通易银行却被南京国民政府勒令停业，继而破产。
1949年，黄慕兰等来了新中国成立，却迟迟未被安排工作。已经是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以未参加组织活动为由，拒绝承认她的党组织关系。台湾尚未收回，黄慕兰做过的很多事情也不便公开，刘少文推荐黄慕兰夫妇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提议，最终没能通过。
由于在新中国找不到位置，陈志皋决定离开大陆。黄慕兰则坚持带着四个孩子，等待着新中国给她一个定论。“我天真地以为十年后他就会回来的，那时候台湾也解放了。”没想到，这一别又是永诀。
1955年，又一波打击接踵而来。黄慕兰受到“潘杨案”(潘汉年、杨帆的“特务”冤案)牵连而入狱，之后是17年监禁和8年上诉，直到1980年，她才在邓颖超直接关怀下，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此时已是73岁高龄。1991年，她最终被承认党龄。
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黄慕兰从秦城监狱出来就拿起了笔。她总共写了六个版本的传记，其中最长的自传是为党组织写的，至今仍遵守纪律不公开。
最终出版的个人传记，在黄慕兰将近百岁的时候得以面世。在书中，她没有抱怨和责备，反而把滴水之恩也写得清清楚楚。那些悲伤往事，只字未提。
“我到底是不是女英雄，历史会做出判决。”在105岁寿辰之际，黄慕兰说，她已经无欲无求。
黄慕兰常说“家和万事兴”，这个“家”是指小家，也是大家，更是指国家。如今最大的快乐就是扳着手指算“今年家里有多少好事”，而这些“好事”，大多是儿孙们的成功或晚辈的点滴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