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江)“这支神勇的军队到底有什么‘秘密武器’？”“它的指挥官用怎样的智慧创造了那么多军事奇迹？！”摩挲着历经久远、纸页已发黄的八路军129师《抗日游击队纪律条令草案》，王金昌感到自己的心怦怦跳，思绪飞至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心头涌上无数疑问和感慨：“那一刻仿佛灵魂与历史之手相握。”
王金昌没想到，20多年前与一件抗战文物偶然的“邂逅”，竟然使他走上了一条漫长的红色文物收藏之旅。在此后的岁月里，他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这份爱好。白天，他是长袖善舞的企业高管；晚上，他独守青灯，引经据典，鉴别藏品所记录的历史真相。
在20多年里，他如痴如醉地寻觅散落在民间的那些“红色记忆”，收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1000多件革命文物，出版了《红色典藏》《北平日记》《建国日记》《赝品》等著作。他开设的博客，点击率超过数十万次。
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越来越多被尘封的记忆重新回到现代人的视野，许多鲜为人知的人物与故事浮出水面。在日益丰富的收藏和逐步深入的研究中，王金昌领悟到：中国历史几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斗争史最为壮观、最为可歌可泣，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大桥下的珍贵“缘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香港工作的王金昌偶然走进拍卖行，惊讶地发现，来自中国内地的很多文物在这里竟然动辄卖到数十万元。他由文物巨大的商业价值，认识到其背后所蕴藏的珍贵文化含量。回到内地，王金昌成了最早一批逛文物市场的收藏家。
1986年的一天，在北京二环路一座大桥下的小摊前，王金昌无意中瞥见一个用纸绳装订，蜡纸刻印的小册子，上边清晰地写着——“抗日游击队纪律条令草案”。他马上停下来，仔细地打量，一时间心情非常激动。“我一直对中国革命史很感兴趣，对八路军129师的事迹耳熟能详，真不敢相信能得到他们那时的东西。”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29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率领下，临危受命，东渡黄河，挺进太行，运筹河北涉县赤岸村，浴血千里太行山，打响了抗日战争中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和解放战争中上党、平汉等著名战斗、战役。
《抗日游击队纪律条令草案》共14页，5000余字，内容延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红军时期的传统，视群众利益于最高，明确提出联合一切力量抗日。
王金昌立刻掏出几十元钱买下了这件文物。1995年，他将这件文物无偿捐赠给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军博方面评价，这是一份“历史文献的珍本”，对于研究我党军队建设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有重要史料价值。
自己竟然能够收获连专业博物馆都难以征集到的重要文物，王金昌感到非常兴奋。虽然古代文物的收藏更具升值空间，但从此，他开始执意转向专门收集各种革命文物。王金昌在全国各地的文物市场“沙里淘金”，更常常趁着假期在江西、湖南、湖北等革命老区四处奔波“捡漏”。
2006年，王金昌迎来了一次收藏史上的惊喜。江西老区赣州进行大规模新农村建设，拆旧建新的过程中，在墙缝、房梁中发现了100多件中华苏维埃、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革命文物。当时，这批红色文物已经被人收购。王金昌得知这批文物中有1930年兴国县苏维埃编印的《红色歌曲集》，感到非常珍贵，志在必得。为此，他毅然将一件早年间收藏的价值数十万元的明洪武时期的瓷碗卖掉，购得这批文物。
历史天空下的凡人剪影
在王金昌的收藏中，虽然不乏关涉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文物，但是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文物发现和梳理。他认为，历史研究除了宏大叙事，还要有平凡人物的记录，他们令历史更丰富并更具质感。
2006年10月，王金昌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偶然发现了20本共约150万字的手写日记本。记载了作者自1938年到1943年的生活历程。日记本异常整洁，漂亮的墨水钢笔字和行云流水般的纪实书写深深吸引了王金昌。他坐在卖主小屋前，不觉看了两个小时，站起来时手脚都麻了。
后经了解，作者董毅出生在民初仕宦人家，父亲曾在北洋政府所辖天津任职。1938年，他考取了辅仁大学国文系。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作为一名青年学生，他饱尝日寇侵华、社会动乱之难。董毅的日记对日寇给北平普通老百姓带来的生命威胁和造成的生活困苦有着细腻的记载，同时真切反映了爱国青年对日寇侵略兽行的愤懑和仇恨。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金昌整理的日记，名为《北平日记》。
另一本由王金昌整理、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建国日记》，也同样以平民视角和丰富的生活细节，帮助人们回望几十年前的历史。
2007年，王金昌接到一个文化市场商贩电话，说他刚刚“收”了一个学者的日记。40多分钟后，王金昌在北京东郊一间农村的平房里，见到了皇皇大观的80余本日记。经查询，他了解到，日记的作者喻世长为语言学家，1943年毕业于辅仁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日记记述了喻世长的所见所闻，大到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大典、长安街游行、知识分子改造，小到买菜煮饭、走亲访友，无不详尽。
这些日记主人心无挂碍的朴素文字，无比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人心所向。
身处时代洪流里的普通人，是如何面对信仰和危机的？在王金昌的收藏中，刘尊一的故事意味深长。
2006年12月，王金昌偶然得到早期革命者刘尊一的7册日记。刘尊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被捕时，是当时中共上海妇女协会负责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有周文雍与陈铁军的“刑场上的婚礼”，但还有一次“刑场旁的婚礼”极富传奇色彩。1927年春天，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大学的学生刘尊一和她的爱人何洛被捕了。在等待着死刑的时候，白崇禧属下的政治部主任潘宜之爱上了刘尊一，杀了何洛而娶了她。
王金昌在考证中发现，很多老革命都曾提及刘尊一事件。他在阅读刘的日记后发现，刘尊一在脱党后的日子里，无时不在自责自己。她在1961年4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在三十四年前(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时，被捕入狱的纪念日！”“我抚今追昔，痛恨不已！”
“有大义凛然，慷慨赴死，也有贪生怕死，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才是真实的历史，可叹的历史。”王金昌说。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赢得胜利？
王金昌收藏了陈独秀主编的全套的《新青年》杂志以及大量“赤色书刊”，这些文物让人们回到90年前——当时，中国的命运处在十字路口，救国主张五花八门，政党团体不计其数，各方势力纷纷登场。谁才能拯救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人们重新思考：中国共产党到底靠什么最终赢得胜利并走向辉煌？
在王金昌的收藏中，特别让他震撼的是一件用草纸写的《卖女状》，一位老人被逼无奈要卖掉十几岁的女儿。王金昌说，看到这个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会有红军，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妇女参加革命。
王金昌认为，信仰的力量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根本。他曾收藏了一枚中华苏维埃时期用铁制的锈迹斑斑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便于行军作战时携带，随时能在严酷和恶劣战争环境中入党宣誓。
此外，一个政党只有真正关注民生，才能赢得民心。王金昌收藏了大量的红军家信，信件的字里行间表明了共产党对老百姓利益的重视。红军家信中，有战士梁昌顺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儿在外只有坚决一致的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才能保障分田胜利。”经查苏区烈士名录，梁昌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英勇牺牲。
王金昌还有幸收藏了有毛岸英手迹信件的复印件。他曾在某家出版社处理的资料中，发现了毛岸英写给杨开慧姨妈之子向三立的信。信里所谈的是一件家务，毛岸英的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
毛岸英在信中写道：“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而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王金昌说，如果我收藏的这些革命文物能为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补遗于万一，为那些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作为一点迟来的祭祀，为教育下一代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而奉献直观鲜活的教材，那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