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数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 李嘉 插图
了解中国共产党建党史的人，知道一大有13名中国代表（其中12名正式代表），不过也不能忘记两位外国籍参加者。其中一名叫尼克尔斯基的人来自俄国，只有23岁，在会议时除表示祝贺外基本不发言。后来知道，他只是一名苏俄情报保卫人员，对会议情况仅有汇报任务。还有一个化名马林的代表来自荷兰，全权代表共产国际。他38岁，一看便是经历过复杂斗争考验的老练革命家。这位荷兰职业革命者在华两年多所做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都有着马林作出的贡献。
投身民族解放运动
后加入荷兰共产党
马林（Maring），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他在首都读大学政治经济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随后从事本国铁路工人运动。1902年，他参加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并决心要解放被本国压迫的亚洲民族。当时以爪哇为中心的东印度群岛（即如今的印度尼西亚）是荷兰在东方的主要殖民地，这位荷兰革命者的目光就投向了那里。
1913年，斯内夫利特在荷兰驻爪哇的一家贸易公司找到一份书记工作，国内社会民主党就此委派他到那里。他乘船越洋三个月，在雅加达上岸后便被当地工农的困苦所震惊。在荷兰殖民者开办的以制糖为主的工厂里，工人每天的工资不到半个弗罗林，只够个人勉强糊口。于是，他与同情工人的当地知识层接触，同他们一起发动工人，于1914年创立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印尼社会民主联盟，进行反对荷兰资本家的斗争。
当时在荷属东印度最大的群众组织是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虽带有宗教色彩却也进行反殖斗争。斯内夫利特便让力量弱小的社会民主联盟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同时仍保留原来的党组织，这种“跨党”合作方式有力推动了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1918年，斯内夫利特的活动被荷兰殖民当局发现，被驱逐出境。此时刚出现了十月革命，许多国家学习苏俄建立了共产党，并由俄共（布）牵头于1919年建立了共产国际。当时荷兰社会民主党内拥护苏俄榜样的一派人建立了荷兰共产党，马林也参加了这个新党。
熟悉东方受重视
列宁推荐来中国
当年国际资本主义列强实行残酷的侵略压迫，把世界广大不发达国家都纳入世界殖民体系，于是各国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便遥相呼应连成一片。当年的共产主义者抱着美好的理想，认为世界革命是一体的，马林正是其中的理想主义者，并真诚地为此而奋斗。
1920年，斯内夫利特作为荷共代表以“马林”之名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介绍了在爪哇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情况。大会对他的经验很重视，选举他为国际执行委员，同时担任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留在莫斯科负责东方工作。
1921年春夏之交，共产国际得知，中国许多地方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党。列宁考虑到中国社会带有半殖民地特点，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与荷属东印度相似，便推荐有这方面经验的马林到中国，帮助建立共产党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
马林作为一个荷兰人，能在印尼和中国的早期革命斗争中起到组织和传播先进思想的作用，是那一特定历史条件所造就。不过后来的国际形势也证明，坐镇莫斯科来遥控其他国家的革命，显然要犯瞎指挥和苏联利益至上的错误。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及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又成为历史的必然。
提议建立中国共产党
成为一大实际主持者
1921年5月，马林首先在苏俄的情报保卫人员尼克尔斯基陪同下到达北京，通过维经斯基的关系找到李大钊，提议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当时李大钊因事难以脱身，便派张国焘陪马林赴沪。原本陈独秀主持的上海共产党小组负责联系各地，不过此刻陈本人已去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于是由李汉俊、李达向几个城市的组织发出邀请信。在7月下旬暑假师生放假后，多来自学校的代表们到达上海李汉俊家的公馆聚齐。
7月23日，当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12人和陈独秀的个人代表包惠僧齐聚“李公馆”，一大正式开始。马林同尼克尔斯基也一起出席会议，并首先代表共产国际致以祝贺。当时中国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了解不多，马林在会上的介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据参加过一大的包惠僧回忆：“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在一大期间，虽然张国焘争到了主持人的地位，不过他处处听从马林的意见，人们认为马林成了实际上的主持者。会上马林说英语，到会者多数听得懂，少数听不大明白的代表则由旁边的人现场转译。
补白
马林到上海便被盯梢
导致一大会场遭搜查
中共一大在上海的“李公馆”进行到7月30日，正在讨论党纲时，突然有个可疑的陌生人闯入会场，自称找错了地方。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马上宣布散会，再改期改地点进行。代表们疏散不过十几分钟，法国巡捕便包围了会场进行搜查。李达后来回忆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法国巡捕房为何有这次搜查呢？解放后查获的租界档案解开了这个谜。原来，马林作为国际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后被西方列强的警方列为注视目标。马林在6月3日到沪后，向荷兰总领事馆登了记（否则就有被驱逐的危险），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身份公开活动。不过密探们很快就掌握了他的行踪。
日本警视厅6月底就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随后通知了上海的英美法租界。至于情报的来源，估计是秘密检查了上海的李达写往日本鹿儿岛通知周佛海的信件。周佛海在日时曾向同学们宣传过共产主义思想，很快引来警视厅监视，李达通知他到上海参加共产党成立会议的信很可能受到邮检。
马林每天都到“李公馆”去，再加上日本方面的通报，法租界当局引起警觉并派人前往搜查，就能够得到解释。
补白
劝中共接受援助
掏钱保释陈独秀
1921年9月，当选为中共书记的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开始主持中央工作。此时马林仍住在上海，在陈独秀回来后便与之长谈。马林劝中共应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陈独秀出于自尊开始不愿接受。10月初法租界巡捕房发现陈独秀行踪，便将其逮捕，经国民党要人孙中山等疏通，巡捕房才松口称付几千元保释金才可放人。这时的中共党员多是穷教员或穷学生，谁也拿不出这笔钱，只好请马林动用了共产国际拨给的几千元活动经费，才把陈独秀赎出。
此前陈独秀主张中共同共产国际可以密切联络，却要保持独立性。经过这次遭遇，他感到外援十分重要，才同意参加共产国际并接受经济帮助。
补白
陈独秀一生铮铮铁骨
不愿接受国际援助
陈独秀的铮铮铁骨，令人钦佩。他一生中，曾于1919年6月11日、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1932年10月15日四次被捕。陈独秀不畏惧坐牢，在狱中，始终保持着昂扬正气，不向敌人屈膝投降。
陈独秀言语不多，不善辞令，但他的一身正气和硬骨头精神却深深影响了自己的子女。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后，三子陈松年第一次去南京探监时，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唯有伤心落泪。这时，陈独秀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严厉训斥他。陈独秀对这个多年不见的儿子所讲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
陈独秀晚年住在江津。他想起出南京监狱时，蒋介石就派亲信朱家骅来拉拢过他，希望他能组织一个与延安对着干的新共党，除许诺给予10万元活动经费外，还给出5个“国民参政会”名额相诱。在陈独秀冷冷的笑声中，朱家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被弄得下不了台。陈独秀曾多次气愤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在江津期间，陈独秀既谢绝了胡适邀他去美国做传记的盛情，也两次婉拒了托洛茨基请他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的“好意”……（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补白
深入中国工矿
推动国共合作
1922年以后，马林又到北方协助组织中国工人运动。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时，他不顾面孔容易暴露的危险，在中共党员陪同下深入肮脏黑暗的矿区井下，同工人谈话并进行动员。大家看到居然有一个洋人到这里来宣传革命并为工人争福利，惊奇之中也倍感兴奋和鼓舞。
在深入中国工矿考察后，马林又感到工人运动力量薄弱，而军阀的统治过于强大。他根据在爪哇的经验，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几十个党员，无钱、无枪、无地盘，只有与号称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民族运动并使自身获得大发展。为此，他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由翻译张太雷陪同，于1921年末前往桂林会见了孙中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并介绍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孙中山马上兴奋地表示，这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相符合，自己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基本一致。此行虽然没有正式达成合作协议，却为后来孙中山确定“联俄”和容纳中共的政策最早牵了线。
实践证明，马林认为中共加入国民党才能得到大发展机会，这还是正确的。不过对于共产党人如何保持独立性及警惕国民党右派反共，马林未能很好认识，有些意见也颇有强加于人的味道。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展开屠杀时，马林已经返回荷兰。随后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共同志也反省了当初对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有估计不足之处，并说：“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
三大上俨如“大使”
对毛泽东评价最高
1923年2月下旬，孙中山回到广州掌握当地政权，共产党人在那里能合法活动，中共中央便于6月间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有30名代表参加，代表全党420名党员。
中共三大与前两次大会不同，不必隐蔽而可以半公开地活动，还租下了一栋小楼作为会场。在会议期间，马林总是大摇大摆地来到会场，据当事人回忆俨然像共产国际大使。
在中共三大上，马林又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尽快加入国民党，并在改组中发挥作用。不少人提出不同意见时，毛泽东却赞成马林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毛泽东在会上还强调说，任何革命，农民都是最重要的。毛泽东的这番先见之明，被后来的历史充分验证。马林在向莫斯科的报告中，频频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并对他大加称赞，共产国际从此也开始重视这位有特色的中共重要人物。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秘书，在陈独秀不管具体事务的情况下，实际上主持了全党工作。毛泽东此时担负了重任，与国际代表马林的态度也是分不开的。事后看来，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马林，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干部里看中了毛泽东，确实有识人之明！
1923年末，因共产国际和苏联派出鲍罗廷作为代表来华，马林结束了在中国的任务而返回莫斯科。
恩怨是非难判定
英勇牺牲受悼念
马林回到苏联后，因列宁去世，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出现了严重派别斗争。马林同掌握实际权力的斯大林的观点发生分歧，便从苏联回到祖国，担任了荷兰共产党的领导人。
1927年联共（布）开除了托洛茨基，荷兰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也要反对托派，马林因同情托洛茨基而退出荷共，随后建立了托派组织荷兰革命社会党。
联共（布）当初反托派斗争的是是非非，从苏联后期直至现在的俄罗斯史学家都难定论。不过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看，托洛茨基派在国际共运中虽打出极“左”旗号，却未能起什么积极作用，此间马林的活动难以肯定。1940年德国占领荷兰，马林奋不顾身投入地下斗争，秘密编辑发行《斯巴达克》报，号召人民反抗德军。1942年他被纳粹逮捕，英勇不屈终遭杀害，其一生以反法西斯战士的身份画上了句号，时年53岁。
如今在荷兰建有这位反法西斯斗士的墓地，常有当地进步人士祭悼。近些年来，马林的墓前又出现了一些中国人的身影，都是来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诞生时的国际帮助者。马林在中国两年多的活动，从历史的主流看应该肯定，他同中共一大代表中的其他英雄人物一起将永远受到后人怀念。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