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今天是2011年7月17号，我们在这里要祝福一位老人的百岁生日。
她，就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文学大家钱钟书先生的妻子——杨绛。
对亿万读者来说，杨绛的名字代表着《堂吉诃德》的经典翻译，代表着小说《洗澡》的心灵文字，代表着《我们仨》的温暖回忆。(“诃”音同“喝”)
百岁生日对人生来说实在难得，但杨绛先生的亲友告诉我们，遵从老人的意愿，不搞仪式和特殊化，这一天，一如往常的每一天。中国之声记者走访多位杨绛先生的亲友，用特殊的方式送上一份对百岁老人的生日祝福。
这是北京的市中心，小区却很安静，果然，杨绛先生的家是楼群中唯一一个没有封闭阳台窗户的。
记者：请问这是杨绛先生家吗？
应答：对，请问您哪位啊？(压混)她太累了，让她休息休息吧…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响楼下的门铃，“先生一贯拒绝采访”也立刻得到印证。
薛鸿时：她每天自己下楼已经有点困难了吧，就在房间里头锻炼身体什么的，时间表跟我们不一样，她往往到凌晨一点了才睡觉，六点多起来，吃完午饭后再睡个午觉，每天都写字。
说话的薛洪时是杨先生早年的同事，也是工作中的后辈，杨绛先生身边的人说，常去家里探望的亲友特别多，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偶尔借着工作的名义去拜访，给杨先生带的她最喜欢的礼物，是网上文章打印出来的文字资料。
李昕：我给她带了一打材料，她说你等等啊，这一打材料一会儿功夫，有时候是上万字啊，当着我的面全部看完。她读完后还可以给你讲中间的东西，她一边读还一边常常会心微笑，我们常常坐在那儿在欣赏她在阅读。
亲友们说，杨绛先生至今坚持写作，近些年耳朵不好，但当面见到她，总能感到她兴致很高。今天是杨绛百岁生日，钱钟书先生的堂弟钱钟鲁昨天提前到堂嫂家里为她祝寿。
钱钟鲁：今天她特别带了助听器跟我们讲话，她对我两个孙女去特别高兴，她说你给我带来了福气，我说你给我带来福气。她的100岁，我们一定要让她开开心心的，所以今天我们带了蛋糕一起祝贺她生日，她说非常高兴，一起照了点相。
去探望的人们都说，家里的花篮已经多得放不下，书桌还是整洁布置。
李昕：精力允许的话她会陆陆续续的会把《洗澡》的续篇写出来，而且她还给我说她还在搞《红楼梦》的研究，谈到她会写一些有关《红楼梦》的随笔，最后可能会结集出版。
人们期待她的作品，92岁时，她的散文集《我们仨》出版，创下自己散文作品集印数新高，那时的达观，今天仍在。
杨绛：很多人关心我的，有的人说我们喜欢读你的书，看了我的书挺欣赏就是我的朋友啊，我就谢谢你们大家！
期待一位百岁老人新的创作，这并不是神话，因为她是杨绛。她的译作《堂吉诃德》可以不朽，长篇《洗澡》还待续篇，多年来，读者通过她的作品认识杨绛，而她的事业也成为很多共事者的记忆。杨绛先生百岁，我们祝福一位老人的同时，更感佩学术的长青。
《干校六记》、《杂忆与杂写》、《将饮茶》，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杨绛不断有新作，直到新世纪的《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读者眼中的杨绛，已不停留于《堂吉诃德》和《洗澡》，而她和钱钟书两人因此产生的稿费，却早已不入自己的账。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笔钱已经攒了近千万。
李昕：他们的稿费实际上他们自己都不领的，我们每次去看杨先生实际上只带一张稿费通知单，给杨先生报一个账，告诉她你又有多少多少稿费了，但这些稿费我们已经全部给您转到清华大学“好读书”基金会里去了。
“好读书”是杨绛和钱钟书夫妇早年就商量好的奖学金名称，“好读书，读好书”，这是类似家训的句子。在很多人看来，“读书人”也是他们最好的写照。杨绛先生工作时的伙伴董衡巽一直把她尊为自己翻译的导师。
董衡巽：钱先生也很推崇杨先生的翻译，按钱钟书的标准，她在翻译上达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这在翻译上是非常难取得的成就。
《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被赠送西班牙贵宾时，亲手送出的邓小平并不知道，杨绛是在翻译之前才学的西班牙语。上世纪80年代初，薛鸿时曾经作为钱杨夫妇的助手，在工作中密切接触，他把这比作“难得的至宝”。
薛洪时：开始的时候的文章开头in brief我就说“总之”，杨先生就说“总之”是用于总结上文的，一开头就是“总之”是不对的，因为这是对别人对他的提问的一个书面答复，意思就说你所问我的问题，扼要的说，brief是“扼要”的说。
这个字句的点拨，薛老记了三十年。
对于一个百岁老人来说，不问收入、不计名利，杨绛的写作，果真如她自己所说，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采访一位百岁老人身边的人，在这些后辈眼中，杨绛既教学问，也教做人。
薛鸿时：他们两个人在清华相识之初的时候钱先生就说我志气不大，只想做做学问贡献一生，杨先生也是这样，他们俩个属于志趣相投，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确实是非常非常深厚非常难得的。
作为这对夫妻早年的助手，薛鸿时在谈话中反复讲着他们给予的“做人”指引。身边的普通同事，杨绛都要一一在生活上关照到。
薛鸿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多块钱嘛，生活都是捉襟见肘的，但是每年三节，就是春节，五一，十一杨先生就给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小辈每家都要给我们红包的。她连那个玻璃瓶罐头也洗干净的，拿了一大书包让我带给当时住在大院的那个人家。
80年代搬到现在的家，杨绛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自己寓所的喜爱，“有个安稳的地方”似乎已经让她满足。
杨绛：我没有订牛奶，每天给他们亲手做豆浆。要打得非常非常细，我还会做杏仁酱，那个杏仁酱好吃着呢，我自己做豆浆，我还发明花生可以搁在里头，核桃也可以做……
杨绛先生珍贵的访谈录音里，找到最多的内容也还是对生活的小满足。说这些话时，她已经年过九旬，女儿和丈夫都已经从生活中远走，她把一家人的“失散”描绘成书中一个梦境。钱钟书的侄女钱静汝曾在北京读书，多次到家中做客，她说，亲近杨绛的人都明白，她内心的坚韧。
钱静汝：我觉得我都受不了了，我看了《我们仨》，有的时候用一些鬼，一些梦啊，一些想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很现实的，可以看得出来，揪心的痛，不是说一般的痛，你想想一个人活到100岁，女儿走了，丈夫也先走了，她一个人能这么挺下来，不容易的。
但说起杨绛，乐观还是要占主流，她给予别人的记忆，也大多如此。
钱静汝：他们讲话非常有人情味的，他们经常逗我弟弟的，我弟弟那个时候讲话有点不太清楚，因为讲上海话，他说你讲不清呀，我们给你买大饼油条吃，他们特别喜欢孩子。
2007年，商务印书馆再次采用简洁的封面出版了杨绛的新作《走到人生边上》，她在书中说：“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一百岁生日，对于她，对人生，或许也算不得什么耀眼的里程碑。
杨绛：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王娴 刘黎 李梓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