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学者谈变迁与创新中的东巴文化

    东巴文化作为纳西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经济大潮的冲击涤荡中，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纳西族分布区域地处滇川藏交角，由于各地纳西族历史地理、民族关系背景、政治力量的差异，虽然共享着祖先流传下来的语言和文化，但彼此间共时层面的经济生活和信仰差异巨大。有的地区尚处于前工业时代，至今还用松明照明，用火塘取暖，对汉字文明知之甚少，传统文化传承较为完整，但经济落后，生存条件恶劣，发展无从谈起；与此同时，一些城镇和平坝区的纳西人享受着网络时代的便利生活，从事证券交易、期货投资、跨境旅游，在国内外科研机构从事科学研究等。在宗教信仰方面，有的在相对封闭的边远山区，仍笃信东巴教，坚守传统文化；有的则在时髦的现代化的皮层下面，骨子里仍被无形的纳西族传统文化影响着；也有不少民众转而信仰藏传佛教、基督教等宗教。

　　有时文化会在变迁中被扭曲或莫名地变异，如“东巴”一词本是十分严肃的宗教神职人员祭司的专名称呼，在文化旅游中，其神圣性和专有性被虚化，成为利润的符号，出现诸如“东巴王朝”、“东巴医药”、“东巴香烟”、“东巴狗肉馆”、“李氏东巴文”、“赵氏东巴文”等词汇。

　　随着东巴文、东巴经典知名度的不断提升，有人提出继续创制纳西东巴文。清代乾隆年间湖北学者余庆远在《维西见闻纪》中记录他所见到的东巴文字称：“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如果今天继续创制东巴文，便要见电脑画电脑，见软件画软件，见网络画网络，这种提议看似合理，实则荒唐。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变与不变中创新和扬弃。体用关系的次第排列和主体性的保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递接与排斥，实现合理的发展和承续是文化传承发展的永恒主题。

　　丽江文化旅游业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纪末开始的纳西学研究及其国际化。纳西东巴文化备受国际东方学界及藏学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者的关注，使以往的纳西东巴文、东巴经典研究成果从学术界走向文化界，学者揭示出的不少纳西文化符号十分自然地与旅游文化对接，为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学术和文化支撑。纳西古乐走向世界，名利双收；以纳西东巴文化，尤其是文字为主题创作的旅游纪念品工艺品，备受中外游客的喜爱。文化旅游催生了诸多文化产业，“印象丽江”、“丽水金沙”等名冠中外，反过来又吸引了各国学者不远万里前来调查研究，探讨东巴文化与印藏文化的关系，促进了纳西学研究的深化、拓展了研究的国际化格局，实现了丽江文化旅游与纳西学研究的良性互动。

　　丽江文化旅游业的勃兴赋予东巴文重要的商业价值，这让本已淡出的东巴文重新“入主”丽江古城，飘满大街小巷。与此相反的是，丽江古城的纳西族居民纷纷租售祖居老宅，迁往新城，完整的纳西文化社区被碎片化，原本像空气和水一样飘散在古城每一个角落和时空中的纳西母语文化赫然逃逸趋于消失。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认知模式的结晶，语言和文字是皮与毛的关系，而纳西母语文化与文字却奇妙地背离，“各奔东西”。丽江新居民眼中闪烁着商业的光芒，在民族文化遗产中搜索着可变现的杂什，与维系族群认同和文化根脉的母语文化渐行渐远，古城深处积淀千百年散逸而出的纳西文化在无奈与悲凉的气息中流失。

　　不独是中国的纳西族人，世界上人口较少的族群及其文化在全球一体化大潮面前，都面临致命挑战。当我们对于某一种动植物的种群流失而大声疾呼、身体力行的同时，却对于同类其他族群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的流失、死亡、边缘化的严峻现实漠不关心。

　　纳西族民间文化人士和学术、文化精英也在试图恢复并重建纳西宗教文化社区。他们培养小东巴，给东巴教的神灵们建庙，为以往过世的东巴们撰写传记铭诸金石，表彰他们传承纳西文化的功绩，以应对纳西传统宗教信仰缺失后的文化空洞。

　　但纳西族民众信仰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本质变化，传统的纳西宗教文化似乎已“无处安放”，在旅游商业潮流涌动中渐渐变成了舞台上的表演艺术。宗教仪式的表演化、宗教神职人员服饰、民族服装的过度舞台化、工作服化也是民族文化变异的一个侧面。母语文化的淡出和外来物流、人流、文化信息流的不断涌入，置换了古城中各层面的文化样态，渗透到乡野和山区。以东巴文化为代表的纳西族文化传统，是进一步被边缘化，还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中“重生”？我想，这需要以宽容的心态，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内观察其变迁历程，在创新中实现传承。

　　木仕华（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本次独家报道小组成员：唐红丽、周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