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图为指挥家陈佐湟（右）与歌唱家梁宁（左）。 王小京摄
2010年是奥地利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诞辰150周年，2011年是他逝世100周年，历史的目光连续两年聚焦在这个天赋异秉的艺术家身上。这或许是一种巧合，但更是一个契机，一个向马勒致敬的契机。从7月9日至12月2日，在世界历史文化名都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在5个月时间内，邀请7支中外乐团上演马勒的10部交响曲（第十未完成）。如此密集、全面的“马勒式轰炸”，在世界乐坛已属罕见，在国内更是首开先河。
不谈论马勒就OUT了？
相对于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而言，中国乐迷对马勒还没有达到足够的熟悉度。但这并不妨碍马勒潮流的逐渐来袭。
在中央芭蕾舞团音乐总监、首席指挥张艺的记忆中，马勒的作品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国内零星上演。他印象最深的一场演出是1995年4月21日，来自美国的一位业余指挥家卡普兰，在北京世纪剧院指挥中央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前身）演出了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
“卡普兰应该算是最早把马勒作品带到中国乐迷面前的人了。他虽然是一名业余指挥家，却被世界乐坛公认为马勒第二交响曲的最佳演绎者和代言人之一。”关于卡普兰，乐坛上还有一段佳话。有一回，指挥大师祖宾·梅塔因故无法演出马勒第二交响曲，他当即邀请卡普兰从美国飞到慕尼黑救急。很多人纳闷，欧洲有那么多指挥大家，梅塔为何舍近求远“搬”来卡普兰这个金融出版家？他自有道理：“卡普兰是唯一一个不需要排练就能上场指挥‘马勒二’的人。”
在卡普兰“拓荒”之后，国内乐团开始陆续上演马勒的作品，比如，中国国家交响乐团1996年成立后的新乐季，汤沐海指挥演奏马勒第一交响曲，大放异彩。近年来，中国爱乐乐团等也数次上演马勒的交响曲。
另据乐评人唐若甫粗略统计，国家大剧院自2007年年底正式开业以来，3年多时间内推出马勒作品音乐会至少20场。到2010年底，在大剧院的舞台上演的马勒交响曲已覆盖第一、四、五、六、七、九、十，完成了马勒10部交响曲中的7部。
“最近10年来，马勒作品在中国演出得越来越多了。相比上世纪90年代那会儿，现在乐团的演奏水平可是提高了不少。那会儿演马勒，可能要排练10天，甚至是半个月都有可能。现在不一样了，一个成熟的正规交响乐团一般需要4天、8个排练就能完成了。”张艺说。在他看来，这次大剧院做马勒系列，既是中国交响乐发展水平提升的一次证明，也是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在文化上与世界的一次对话。
即便如此，相比于欧美乐迷，中国乐迷现场聆听马勒、感受马勒的机会并不太多，就像乐评人许禄洋所形容的那样，“马勒音乐会仍然是稀缺文化产品，人们听一场马勒一点不比在二环路上碰见一辆玛莎拉蒂容易。”于是，乐迷们更热衷于通过录音来聆赏马勒。“资深乐迷在网络上张贴各式各样的录音版本比较。网络上马勒大旗一挥，便有豆瓣、‘微博控’们纷纷响应，不谈马勒大有被时代Out的危险。”许禄洋说。
在这种情况下，大剧院的马勒系列无异于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就像德国柏林国家歌剧院院长伊万·凡·卡姆图特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的反应：“国家大剧院做这件事情，就像我第一天来大剧院的感受一样，我惊讶于你们的努力。同时，我想对中国观众说，能够在一个集中的时间里听到马勒的音乐，很难得，现在，这个绝好的时机到了！”
马勒：不够格的怪癖作曲匠？
“我的时代会到来的。”马勒生前曾如此豪迈地预言。
放眼当下，演奏马勒作品正在成为世界乐坛的潮流与趋势。据说，2011年全欧洲将举行超过2000场次的马勒作品音乐会。此外，如同2011年德国莱比锡的马勒节、波兰的马勒音乐节、英国爱乐乐团的马勒系列音乐会一样，每一次曲目全面的马勒系列音乐会的上演，都将成为演出所在地乐迷的盛大节日并受到世界瞩目。“我想，如果马勒知道这一点，一定会很开心的！”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陈佐湟幽默地说。
马勒当然无法知道这一点。他生前感受更多的，是人们对他的非议和偏见，甚至有人说他是“完全不够格的怪癖作曲匠”，因为他的音乐写作路数完全属于“异类”，根本不符合正统审美标准，尤其违背了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人传至勃拉姆斯的德奥音乐衣钵：统一、凝练、逻辑、连贯，甚至与其背道而驰，就像当时有人形容的，“充满无谓的喧哗与骚动”。纽约一位评论家直言：“从马勒的音乐中我们看不到什么有长久保留价值的地方。”
整个20世纪上半叶，马勒的作品很少出现在音乐舞台上。“但以1960年马勒诞生100周年为节点，马勒作品的演出率开始逐渐走高，目前他留下来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成了保留曲目。这也带动了学术研究的热潮，从而形成全球性的马勒复兴。”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马勒研究专家杨燕迪说。
在杨燕迪看来，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必定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马勒的“复活”同样如此。“1960年代正值西方所谓后现代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思潮的形成期，艺术空气中弥漫着某种迷茫而又混乱的气息。在音乐方面，现代主义的理性推进和语言探索在此时走入死路，放肆的实验和激进的拓展在此后则成为强弩之末。而马勒的音乐特质，恰如榫卯交合般奇妙地与这个‘后现代’的时代感觉相匹配。”
如今，马勒作品的艺术地位已经得到世人承认，而其演奏难度之大也是公认的。很多指挥大师对此都望而生畏。捷杰耶夫就曾说过，马勒第七交响曲是他所有交响乐中最让人感到棘手的一部，也是他迄今指挥过的各种交响乐中，最令他视为畏途的一部。他说：“我干指挥这一行已经30多年，但是遇到马勒第七交响曲，我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力气。这部交响曲能轻易摧毁一个人积累多年的江湖英名，好比在空中走钢丝，一不留神就会稀里哗啦。如果有别的指挥大喊一声‘马勒第七交响曲真是一个鬼门关！’我肯定会连连应声附和。”
苏黎世乐团与柏林爱乐“较劲”
“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心里常常这样想：有，总比没有好；做，总比不做好。做，虽然不完美，但不做，也许更‘糟糕’！”坐在国家大剧院新闻发布厅的一角的陈佐湟以一贯的平和、儒雅的口吻说。从马勒系列策划、启动、开展至今，这位指挥家心里从没停止过忐忑，也没停止过“安慰”自己。
十场音乐会、十位指挥家，十部马勒交响巨制，在很多人看来，大剧院此举实在是太疯狂了。能否驾驭得了？如何保证每一场演出的水准？一系列充满质疑的问题不可避免。用大剧院演出部副部长任小龙的话说，“如果这个局攒不起来，就把我们撂那儿了。”
首先，想要使国外乐团“不约而同”地都演马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次马勒系列音乐会是一次国际水准与中国色彩的融合，因为不仅有中国指挥家、乐团和歌唱家参与，还有柏林爱乐乐团、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亚洲爱乐乐团、捷克爱乐乐团4支国际名团，其中包括艾森巴赫、夏巴多、大卫·辛曼在内的国际指挥大师的加盟。
作为交响乐坛的王者，柏林爱乐乐团最初计划带来的曲目就是“马勒九”，因为这是水准、实力与王者气质的体现。亚洲爱乐乐团2010年曾在国家大剧院演出“马勒一”，这次将再接再厉上演“马勒四”。
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最初选定的曲目并非马勒作品，但有意思的是，该乐团现任经理从前曾是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当他听说柏林爱乐将演出“马勒九”后，很快决定调整曲目，换成马勒作品。“估计他在想，人家都演马勒了，自己也不能跌份儿啊，何不抓住这次机会，跟柏林爱乐较较劲，把他们‘打’下去！”任小龙开玩笑说道。
动静最大的是捷克爱乐乐团，听说大剧院有“马勒系列”之后，愣是彻底更换了原本已经计划好的曲目。最终，他们“抢”到了“马勒六”。“不管是哪支乐团，大家对马勒作品都有着相同的情怀，参与马勒系列音乐会就是这种情感的体现和对实力的证明。”任小龙说。
在参演马勒系列的所有乐团中，将演出“马勒七”的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是国内古典乐坛的新兴势力，就连张艺都谦虚地说自己是“乐迷型指挥”。“就我个人的解读，马勒第五交响曲是个临界点，之后的几部作品较之前几部难度更大，就说‘马勒七’吧，篇幅很大，共有五个乐章，超过80分钟。我们压力确实很大啊。坦白说，如果不是去年在大剧院演了一回‘马勒五’，有了一点磨练，我们还真不敢接这一场。”
为了尽可能做好，张艺跟乐队队员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鼓励，“虽然演出在9月份，还早，不过我们的队员都早早拿上分谱，私下里开始练习了。”演出“马勒七”需要100多人，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定编73人，目前只有68人。因此，对他们而言，首先面临的便是人手不够的问题。张艺的初步计划是，到时候从北京交响乐团或中央音乐学院借十几个人来。
超常编制 四处“借人”
马勒作品以编制大、结构复杂著称，“马勒八”更有“千人交响乐”之称，其编制规模称得上古典交响乐中的“巨无霸”。在马勒之前，没有作曲家可以将交响乐的编制扩大到如此规模。
演出“马勒八”对世界上所有乐团来说都是浩大工程。著名指挥家伯恩斯坦1975年9月曾在维也纳指挥过一场“马勒八”，维也纳爱乐乐团加上3个合唱团组成了庞大阵容。上世纪90年代末，指挥大师尼姆·雅尔维曾在瑞典举行了一场带有慈善公益性质的“马勒八”演出，合唱团来自几个国家，由于耗资较大，瑞典王室慷慨解囊……
这一次，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勇敢”地承担了“马勒八”。阵容虽然达不到近千人，但也有300多人登台。据大剧院相关项目负责人介绍，届时，大剧院音乐厅管风琴两侧的观众席将成为合唱席，而舞台上的乐手座椅也将摆到舞台的最边缘，指挥通道也会被“侵占”一部分，以至于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必须“让道”，指挥才能顺利走上台。
此外，8位独唱演员的甄选也不太容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歌唱家真正有马勒经验的并不太多，一般人不敢轻易触碰马勒。至于参与演出的合唱团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语言问题。“一般来说，国内合唱团演唱外国作品都会在语言上有些吃力，而‘马勒八’包括德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对他们而言难度更大。”这位项目负责人说。
其实，不光是“马勒八”，马勒的其他作品也都是庞然大物。算下来，平均每一场演出至少都要110余位演出人员打底。在这种情况下，到哪去找足够大的排练场所就成了棘手的问题。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排练“马勒二”和“马勒三”，都不得不在前期采取分声部排练的方式。等到正式演出前夕，再会师大剧院音乐厅进行合练。
“‘马勒二’需要8个小号、10个圆号，完全是超常编制，合练时我们发现，由于铜管数量多，音量太大，前排的木管都受不了，最重要的是影响了木管演奏，所以我们特意把铜管声部的台阶垫高了，尽量让声音从木管声部的上方传出去，不至于震着他们。”担任这场音乐会指挥的陈佐湟说。
凑齐10个圆号更不容易，除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圆号手，还外借了两位。有意思的是，就连身为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总经理的圆号演奏家韩小明都亲自上阵了。“从2010年1月来到国家大剧院，我更多是负责乐团行政等方面的事务，基本不参加演出，这可是头一回登台啊！”韩小明说。
在马勒10部交响曲中，第十交响曲是一部未竟之作。这部作品，只有第一个乐章是完整的，后面有的乐章只有几行谱和一些配器提示。“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很多作曲家都尝试用自己的理解来续写这部作品，至少有六七个版本，都在被演奏。”陈佐湟说，“我们到底怎么演？一度也难以做出决定。最终，我们决定就演第一乐章，因为这一乐章最完整，后世没有任何争议。这也算是接近历史真实吧。”由于第一乐章约为20分钟，无法支撑起一场音乐会，剩下的时间将由马勒的其他作品填补。
“生怕指挥棒杵到梁宁和孙秀苇”
为了马勒，大剧院破天荒将一场大型交响音乐会——马勒系列首场音乐会演出时间定在了下午。如果将时间拉回到1894年3月29日的那个下午，便会理解大剧院此举的深意。
那个下午，19世纪伟大指挥家冯·彪罗的葬礼在德国汉堡举行，现场有近3000人聆听童声合唱的赞歌，马勒便是其中之一。据说，当马勒听见第一句“复活，是的，你将复活”时，有如身受电击。回家后，他便开始动笔，写下了名为“复活”的第二交响曲。
百余年后，2011年7月9日下午15时，在中国，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指挥家陈佐湟率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年轻的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奏响了“复活”，为接下来持续5个月的“马勒工程”鸣锣奠基。
由于参演人数多达300余人，舞台上显得有些拥挤。“大合唱的时候，指挥的动作幅度应该大一些，不过我还是有些收敛，因为我怕指挥棒杵到正站在指挥台旁边唱歌的梁宁和孙秀苇。”陈佐湟说。
马勒在总谱上标有一点提示，“马勒二”第一乐章演奏完之后，指挥有5分钟休息时间。不过陈佐湟并没这样做。“马勒自己也是指挥家，他知道指挥完第一乐章有多累，所以特意作了这样的标注。”他笑着解释说，“不过我没法做到啊，因为我就算从指挥台上下来也没地儿站啊！”
这场音乐会的彩排被安排在演出前一天，“要是当天走完台再来一遍演出，非累死不可。”陈佐湟说，“那天我们一直排练到晚上7点钟，超时了一个半小时，不过大家一点怨言都没有。”排练过程中，他对各个环节的要求都很高，比如某些地方合唱不能太响，女高音不能有颤音……“他们很快都做到了！就连乐队都为他们鼓掌。那一刻，我就预感到这将是一场好演出！”陈佐湟说得有些激动。
实际的演出效果没有让乐迷失望。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通过论坛、微博诉说感受。网友“奥斯卡088”在微博中写道：“马勒是一片浩瀚的大海，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说出马勒这片大海的全部，因为马勒的作品包容着并高于整个世界，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遍一遍地聆听，寻找这片大海的精髓。”
被马勒深深“刺激”的，不仅是观众，还有乐队的演奏员们。陈佐湟说，当天下午演出结束之后，演奏员们兴奋至极，晚上11点多钟，他还接到国交几个演奏员的电话，“他们说此刻正在喝酒，在聊下午的演出，在聊马勒……”在他看来，一场音乐会让观众满意不容易，让乐队自身满意更不容易，“这场演出让我们更加有了信心！”
这场音乐会，观众坐得满满的，包括大批“80后”乃至“90后”。乐评人许禄洋便是一位“80后”。他觉得，中国乐迷有幸在新世纪赶上了“马勒年”，现场聆听马勒的机会成倍增加，这可是老一辈古典发烧友们不敢幻想的现实景观，“中国乐迷不用再去羡慕欧陆的马勒狂欢节，似乎我们也可以将马勒从自己的锦囊中取出，不是奢侈品，而是定心丸，就像所有伟大的艺术一样。”
人物速写
世纪孤儿
精神先知
景作人
在世界音乐之林中耸立的无数音乐巨人中，古斯塔夫·马勒是一个特殊人物。
1860年7月7日，马勒出生在波希米亚卡里什特小镇一个犹太人家庭中。父亲是一位酒厂商人，母亲是一位肥皂商的女儿。马勒的家庭卑微贫寒，子女众多，再加上受排挤的犹太血统，故生活始终处在社会底层。然而，家中排行老二的马勒却显示出在音乐上的与众不同，身为酒商的父亲很快便发现了这一点，在他的鼓励下，马勒走上了学习音乐的道路。据记载，马勒6岁参加钢琴比赛，8岁已能为别的孩子教课，15岁进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后改学作曲及指挥。
马勒一生的主要作品包括十部交响曲（第十未完成），一些歌曲和四部声乐套曲。这四部声乐套曲分别是：《流浪少年之歌》、《孩子们的神奇号角》、《亡儿悼歌》、《大地之歌》（根据中国唐代诗人李白、王维等人的诗谱写的交响声乐套曲）。
马勒是一位“双料”音乐大师，然而在他生前，人们却只承认他的指挥才能，而对他的作曲业绩则“漠然处之”，甚至还有人进行贬低。但也有少数高明的有识之士，他们热衷于马勒的艺术，“嗅”到了这种音乐的超前和伟大。以指挥大师布鲁诺·瓦尔特、威廉·门格尔贝格为首的一班人，就是声援马勒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各自的艺术活动中，高举着马勒的大旗，努力推广着他的作品。
进入20世纪后半叶，马勒作为作曲家的地位被确定、巩固和提升，一股“马勒风潮”也逐渐开始席卷全球，他的音乐，特别是他的交响乐和声乐套曲，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人们从这些音乐中，真正领悟到了马勒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他所倡导的人生哲学，即对人类的爱，对自然的崇敬、对上帝的信仰、对命运的悲叹、对死的理解以及对“天国”的憧憬。
在近代作曲家中，马勒的孤傲是人所共知的，他愤世嫉俗，但又桀骜不驯。这种性格以及“神经质”的形成，是与当时的社会现象以及马勒自身的生活处境息息相关的。马勒生活的时代，社会上政治动荡，十分混乱，他所处的奥匈帝国更是危机四伏，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升级。马勒身为波希米亚人，又是犹太血统，自然受到深深的排挤、中伤和迫害。在这个歧视外族和排犹主义盛行的国家中，马勒无时无刻不感到孤独和冷漠，他在无援无助的精神压迫下，时时感到彷徨和无奈，他自己说过：“我是一个三重的无家可归者。在奥地利人的眼中，我是一个波希米亚人，在日耳曼人的眼中，我是一个奥地利人，在世界人的眼中，我是一个犹太人，我到处都是一个闯入者，永远不受人们的欢迎。”
19世纪末是晚期浪漫主义盛行的时代，在创作上，马勒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极大地丰富了交响乐创作的内在意义与外在形式，为这一体裁形式步入新的世纪开拓了崭新的道路。如今，人们公认，马勒的交响曲极大地丰富了这种体裁的表现能力，扩张了它的戏剧性张力，且将交响曲的形式“膨胀”到了极点。伟大的马勒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一盏不灭的明灯，而这盏明灯的标志性意义将永存在世界音乐艺术的光荣史册中。
（作者为音乐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