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 芳
1963年，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正式公映，无论是雪片一样纷至沓来的观众来信，还是奠定了一代人审美取向的“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的坊间传言，都印证着这部电影作品的巨大成功。
缘起
1958 年，李英儒创作的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出版，风靡一时。1959年，王晓棠拍摄电影《海鹰》时看到了这部小说，一翻开就爱不释手。一个念头在她脑海闪过：这部小说要是能拍成电影该多好啊。风声传到导演严寄洲耳中。1962年初冬，严寄洲找到正在拍摄《鄂尔多斯风暴》的王晓棠，透露了将《野火春风斗古城》拍成电影的意愿，并邀请王晓棠出演谍报双姝金环、银环两个角色。
喜欢的原著、心仪的角色就在眼前，王晓棠却不敢当即应允。忆及往事，她对记者说：“当时我有犹豫，说实话内心很想演，但因为这部小说太火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金环和银环，我怕演不好。”严寄洲见王晓棠无语，并未催促：“不用急，晚上好好想想，你明天再回答我。”
“这本小说打动了我。”王晓棠说。第二天，她答复严寄洲，欣然接下这两个角色。
剧本几经修改 导演善纳群言
李英儒加盟了剧本的改编，他表现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几经删改，不仅30多万字的小说浓缩成3万字的剧本，甚至连主角也易主了——小说以杨晓冬为第一主人公，改编后，电影以银环的成长为情感主线，以争取伪军团长关敬陶起义为故事主线。
剧本初稿敲定，角色选定后，演员们开始研讨剧本，各自进入角色揣摩人物。作为领衔主演，王晓棠首先再熟读小说至倒背如流，连李英儒都自叹弗如。
对原著的熟悉，对剧中人物的了然于胸，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追求，让王晓棠开始挑剧本的“刺儿”。在最初的改编剧本中，金环和银环的第一次接头，姐妹二人各自有许多台词，王晓棠把剧本的这两页反复看了半个上午，一声长叹：“这么啰嗦谁看啊！”她拿起笔，在仔细斟酌后，将姐妹俩的台词一句句地划掉，划到最后，只剩下了金环的三个字接头暗号“老地方”。这一改动编导不仅毫无怨言，反而对王晓棠设计的姐妹之间的乍见全凭眼神交流大为赞赏。
姐妹俩的第二次接头，台词也是王晓棠在征得导演同意后全部自己重写的。因为深入人物，王晓棠还大胆地向李英儒建言：“您小说中缺一场最重要的戏。”小说里在杨晓冬被捕后，下一场戏是韩燕来把银环一把搡出门外。王晓棠认为，这里不应该如此简单，它该是燕来和银环有巨大冲突，显现银环成长的关键心理。她向编剧和导演提出：“小说和电影剧本如出一辙，你们把以银环成长为主线的最点睛之处，白白漏掉了。”一向善纳群言的严寄洲给了王晓棠很大发挥空间，“你觉得缺戏，那你写一段把它补上。”王晓棠冥思苦索，又和饰燕来的演员探讨，她写了一遍又一遍，自己还是不满意。终于有一天，她忽地涌出灵感，一下子就写出了这场“燕来夜责银环”的戏，表达银环在极度悲痛负疚中，挣脱柔弱化为坚强，定下在失去杨晓冬的领导后，决策如何行动，劫狱救出了杨晓冬。这场戏不仅打动了编导和全组，也是后来被无数观众牢牢记住的影片中的光彩华章。
一人分饰二角
《野火春风斗古城》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当时，听说王晓棠接拍《野火春风斗古城》、一人分饰二角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内议论纷纷，连排队打饭都是这一话题。
深入人心的小说给大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金环是泼墨写意，银环是精致工笔，豪放与婉约岂能集于一身？况且，在此前的电影作品中，王晓棠一直以纯洁、娴雅或娇媚、柔软的形象示人，因此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王晓棠只能演银环，断然不能演金环。他们认为，银环的角色符合王晓棠一贯的银幕形象，而金环由内而外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成熟和叱咤风云，是王晓棠驾驭不了的。
当时，认为王晓棠也能演好金环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导演严寄洲，另一个就是王晓棠自己。“很多人不知道，我的内心其实是非常刚烈的。”王晓棠表示，幸亏严寄洲发现了她性格的另外一面，不然她险些与金环失之交臂。
为了细致排练，也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开拍前，导演和演员们从剧本中选出13场戏，进行带装彩排，邀请八一电影制片厂所有重量级导演和剧团的所有演员观看。王晓棠先后表演了银环、金环的共9场戏。看罢，大家顾虑全消：“这两人差别太大了！银环像香港来的，金环土得掉渣儿。”
在现代版的影视剧里，一人分饰二角，往往需要借助于反差巨大的发式、服装、造型，甚至还会在其中一人脸上明显部位加一颗痣或疤痕以示区分。而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电影作品，绝不会如此依赖造型效果，金环、银环形象的塑造，完全是依赖演员对角色从体验到体现的塑造。
对小说的熟稔和对人物的深刻领悟让金环、银环各自的性情在王晓棠心中扎根，“我在心里把这两个人区分得特别清楚，觉得是长江和嘉陵江的相汇处，两江并流却界限分明，一半绿，一半黄，青者自青，橙者自橙。”
而且，王晓棠认为，姐妹俩最大的区别是眼神，“银环的眼神天真无邪，对着银环撒谎，你觉得是罪过；对着金环的眼睛撒谎，你会感到要倒霉！”当然，姐妹俩的差异不仅仅是眼神，在二人的声音塑造上，王晓棠也下了功夫。
王晓棠是实验语音学家周殿福的高足。她买了一个小提琴定音器（俗称音笛儿），待她把金环和银环的音高定下来后，用音笛儿一测，两个人的音高相差五度；然后敲定二人的音色、语速、语流。
运用呼吸深浅、口腔发音部位和软硬的不同，使姐姐和妹妹在音质、音色上全然不同。再加上由于性格各异，两人说话在语速、语流和韵味上完全不同。当然，这要经过刻苦练习以达到自然天成。
拍姐妹二人同场戏时，得有先期录音，通过特技合成后再后期录音。录音师问王晓棠：先录金环还是银环？答：一起录吧。录音师将信将疑，可是，只放了一遍画面，王晓棠就把金环、银环的台词同时录完，一次成功，使录音师大跌眼镜，速度之快、瞬间转换人物声音造型之精准让剧组同事目瞪口呆。
结果影片上映后，很多观众来信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金环和银环到底是一个人演的还是两个人演的？
拍完《野火春风斗古城》，王晓棠写了近两万字的笔记，大半篇幅都在查漏补缺，反思不足。在笔记里，她玩笑似地写道：剃成光头金环也不是银环。去掉一切装饰、一切化装，两个人都会是不一样的。
细节成就经典
经典的塑造源自细节的考究，哪怕只是一个小小道具的运用。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虽然金环只有4场主戏，但每一场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牺牲之前抽出发簪，全力刺向多田喉咙的镜头最为惊心动魄。为了交代发簪足以刺破人的喉咙，演员向导演提出此前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铺垫。
铺垫什么？簪子的锋利！
思来想去，决定在金环审问关敬陶的那场戏中做文章。关敬陶被关押在农家小屋，入夜，金环推门而入。关敬陶见是个农家妇女，试探性地要水喝。金环顺手从锅里舀了碗水给他，关见有门儿，开口说：大姐请你救救我。金环说：我是要救你。关大喜：只要你救了我，要什么都行。金环正拔下头簪剔亮油灯里的灯草，闻听此言勃然，将银簪掷向案板：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特写：簪子带着主人的怒气，颤颤又寒光凛凛地直立于木板上。簪子的锋利有了，人物的性格也有了。好镜头，好铺垫！
指导天资聪颖、经验丰富的演员恰如其分地演好角色，不难，但要在特写中驯服一支毫无主观意识的簪子完美正中焦点上，难度相当大。簪子掷在木板上的特写，拍了七八次，王晓棠先掷了两次，中心不够准，制片主任见状说“我来吧”，也没成功，最后严寄洲亲自上阵，拿起簪子，反复掷了几次，直到摄影师说：可以了。
每次提及《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成功，王晓棠都表示，除了剧本引人入胜、导演善纳群言之外，还因为有一股中华民族昂奋的精气神鼓舞着她和剧组所有成员。
拍摄前，剧组曾前往古城保定采集素材，拜访了一位敌伪时期党的地下工作者烈士的妻子。这位烈士遗属回忆说，丈夫离家的一幕仿佛就在昨天：当时他正在家里看书，见有人来找他，他把书卷起来放在床头就走了，说，这就回来，但是，再也没回来！那本书成了他留给亲人的最大慰藉，“我总觉得他会回来，会接着往下翻那本书。我一直把那本书卷放着。”
这段访问给王晓棠很大触动，“《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小说打动了我，读其他河北烈士史料时，对我的冲击是宏观的，但在保定，和我面对面的，是一位已经牺牲的革命者的亲人，这一事实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具体的。它让我觉得，一定得演好这两个角色，它不仅是一种艺术上的挑战和对得起观众和编导，也是不能负疚于烈士的一种社会责任。”
对王晓棠而言，《野火春风斗古城》不是她最为津津乐道的电影作品，她曾说，她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永远向上的箭头，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但《野火春风斗古城》留给她的宝贵精神财富，却在后来的近半个世纪里熠熠生辉，那是担大任而无畏的从容，是历艰险而不惧的大气，这抹亮色指引她沿着自己设定的箭头方向一直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