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今晚首演的话剧《开天辟地》编剧
孟冰 “那是一种燃烧”
本报记者 施雪钧
对军旅剧作家、两次曹禺文学奖(剧本奖)获得者孟冰来说，“波尔金诺的秋天”来了。这个普希金写东西最出色的季节，成了后来创作力旺盛的同义语。
从一个14岁就在剧中“跑龙套”的群众演员，到屡获大奖的高产的中国剧协副主席，其间的距离是那么遥远。40多年的摸爬滚打，孟冰跌跌撞撞走了过来，而今，他“思想的禾稼”熟稔了，收割在谷粒饱满的丰田里。
在阔别上海舞台18年后，6月初，孟冰携总政话剧团与三部话剧，忐忑不安地来到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一周六场演出，上海的观众送给了他无数掌声和感动的热泪。这使得他大感意外。
“没想到，这个非常开放、文化多元化、甚至带有些小资情调的海派大都市，观众的文化素质竟然这么高；凸显主流价值观、带有红色印记的主旋律题材戏剧，在上海有着如此巨大的市场！”孟冰对我说。
上海之行，他的忐忑心情从多云转向晴朗，带走了一份好心情。
很快，他又重返上海舞台。他与上海合作的话剧《开天辟地》，7月22日晚，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首演。
孟冰的剧作，给人留下了剧作家“人格化”的印记，简言之，这是一种禀赋。即以强烈的力量，使自身与人物合成一体，体验作品中人物所遭遇的一切。无论是他获得大奖的《红白喜事》、《黄土谣》、《生命档案》，还是《毛泽东在西柏坡》等剧作，都有一种鲜活而真实的力量打动人，感染人。
在上海东怡大酒店，我如约采访了这位大校军衔的军旅剧作家……
他对时代精神特别敏感，灵感总在现实与灵魂碰撞的瞬间产生
孟冰的长相，有着鲜明的印记。演出那几天，有个腰圆膀大的光头总出现在东艺门口，那硕大铮亮的脑袋，成了穿梭在人群中的一道景。
“瞧，这就是总政话剧团团长孟冰！”一些观众一边用手指着他一边嘀咕。原来，每在演出前，细心的孟冰总是站在门口观察人流。
生活中，孟冰常穿便装，少了四星两杠的戎装，感觉中少了一份威武。而总喜欢戴墨镜的他，常常被人误以为是“道上人”的跟班或保镖。
粗犷的外表虽说缺了点文人的儒雅，可内心深处，孟冰却有着“易卜生式”的孤独灵魂，激情在心底里燃烧。他用剧作家特有的理性的思维与眼光，关注着社会。他对时代精神特别敏感，观察力极强。不经意间，常在“听故事”中，被现实中的真人真事所感染。那一瞬间，现实与灵魂的碰撞，创作灵感飘忽而来。话剧《黄土谣》、《这是最后的斗争》等力作，就是这样产生的。
“听说《黄土谣》这部戏的故事是你从电视里听来的？”我问孟冰。
“对！这缘于一个真实的报告，是发生在湖南农村的一个真实故事。”14岁入伍的孟冰，说话有着军人的率直。
原来，在2003年的一个深夜，电视中播放的一则报道，猛烈撞击了孟冰的心灵。
湖南省辰溪县后塘瑶族乡莲花村党支部书记宋先钦，为了让全村人早日摆脱贫困，集资与贷款办起了地砖厂。然而企业最后却倒闭了，全村人欠下农村信用社18万元贷款。
望着村民们绝望的眼神，宋支书深感不安与愧疚，于是，他决定独自承担起全村所有债务。10年血泪迸流，宋支书全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他曾从7米高的砖窑上摔下来；三儿子因劳累过度猝死；3岁的孙子因无人照管被火药炸死。但是，他最终连本带息还清了村里的全部债务……
是夜，他辗转难眠，沉浸在深深思索中。他说：“宋先钦带给我的感受是复杂的。他并不高大，他所遵守的不过是一个公民对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意识。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品格，在今天竟然让万人瞩目，现实意义太深刻了！”
孟冰坐不住了。那年10月，他赶赴湖南实地采访，吃住在剧中原型人物宋先钦家里，与宋先钦促膝交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黄土谣》的创作构想在脑中成型了。接着，他又赴山西河曲县采风。第二年，剧组演职人员赶赴河曲，深入农户，做农家活，吃农家饭，感受民俗风情，最终把《黄土谣》搬上了舞台。演出7年来，这部质朴的、价值观鲜明的话剧，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
编剧贴近生活、深入生活，写出来的东西，才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东西。孟冰笔下的人物都是如此，他们是活生生的现实中人。而他作品中的主题，往往紧扣社会现实。
他的新作——批判现实主义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一搬上舞台，就被戏剧界认作“近年戏剧市场上‘大器晚成’的典型之作。”可谁会想到，这部剧作的创作灵感，竟然是在朋友家的年夜饭桌上获得的。
2007年除夕，孟冰携妻子去朋友家吃年夜饭。除夕夜，朋友家热闹非凡，老中青三代同堂，大家就社会现实和各自生活聊得不亦乐乎，当然也伴有激烈的争执。此时，一个关于三代同堂信仰和理念冲突的创意种子，在一边静听的孟冰心中萌芽。
最后，剧情以一位老干部家庭的除夕之夜为背景，围绕一家三代人就金钱与信仰、法律与亲情的讨论和抉择展开。这部戏的真正核心价值，是探讨当今价值观念冲突中关于信仰的确认、坚持、困惑和判断问题。
“我们这代人，是接受革命教育长大的。而我们的下一代，大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从‘一代新人’到‘新新人类’，他们的脚步跨过五大洲，他们行进的速度是宽带、高速列车；他们吃的是方便面、麦当劳；他们崇尚的是摇滚、周杰伦、超女；他们不再关心政治，对神圣和尊严开始‘恶搞’，他们崇拜的英雄不再是雷锋、焦裕禄，而是成功人士与富豪……现代生活话语的主题词，不再是奉献、牺牲、无私、崇高；而是财富、房产，名车与名牌。他们生活的目标不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既要高品质的精神生活，又要充分的物质享受。现实社会中的这些思潮，虽说不能代表一代人，但是这些社会现象，难道不值得反思吗？”孟冰深有感触地对我说。
在这部剧中，观众都被强烈的批判性，以及大量取自现实生活中的精辟台词所吸引。此时此刻，三代人被定格在历史的挂历上。
孟冰说：“当这一页翻过去后，人们会回过头来思索……”
在现实生活中，孟冰常常以剧作家的思维，观察社会、思索社会。
去年盛夏的一个夜晚，孟冰来沪，与朋友们聚会在“新天地”。不知为何，那晚他对石库门建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就是中共一大会址。”夜色中，朋友指着一幢房屋对他说。
这句不经意的介绍，瞬间触动了他的神经末梢。突然间，脑中闪过一个画面：如果当年参加过1921年7月“一大”的某位年轻代表，此时站在这儿推开窗户，看到21世纪的繁华上海，看到“新天地”中灯火通明、游人悠然品味生活的场面，会不会觉得这就是当年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理想呢？
新作《开天辟地》创作念头油然而生，他的思维在飞转：既然“一大”代表可以推开“新天地”窗户，为何21世纪的年轻人不能“回访”1921年？于是，他设计了一位年轻人，穿越时间隧道，回到当时的历史时期，与“一大”成员面对面。
就这样，一部新作的主体框架，在他脑中有了雏形。
“这位年轻人的职业背景等不重要，他代表的是时下这一代人，对当时人物、历史事件以及人性抉择的反思。这位和大部分‘一大’代表年龄相仿的21世纪年轻人，在观念上与他们的对撞，正是这部话剧想要体现的深刻主题。”孟冰边笑边说。
新作今晚在沪首演。从他激情的神态中，我感觉到他的胸有成竹。
十部剧作曾经被“毙”沉潜书海终成“一景”
孟冰的经历，有着太多的戏剧性细节，像魔术师手中的一条线，难以置信地变幻出多种“魔幻”。
1971年，才14岁的孟冰考入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当了一名“跑群众”(跑龙套)的小演员。在新兵下连队锻炼的半年中，他的业余之作——独幕话剧《打靶》，首次赢得了欢呼声与掌声。从战士们笑得前仰后合的神态中，孟冰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
可他哪里知道，这条创作之路，山高路陡，满是泥泞与荆棘。此后近20年的创作生涯，带给他的是无数次的失败与冷眼。有人干脆告诉他，你不是编剧的料，改行干别的吧！
“我感觉你身上很有故事，从小跑龙套、打杂、看升降机，你的经历很精彩。一个学表演的演员，为何偏偏走上编剧这条路？”我问孟冰。
他憨厚地笑着。“我年轻的时候，仅仅是业余创作，本职工作是演员。在连队初尝成功喜悦之后，我再也没有放下笔。那时，我拿着剧本到处拜师求教。有一次，我找到北京人艺的名家于是之，请他对剧本提些意见。不料老先生说：‘你干嘛入这行？这一行太折磨人。当编剧，你得读多少古今中外的书啊？这条道基本不是人走的，那苦，非常人所能忍受。如果没有大决心，趁着年轻早点改行！’听着他的劝说，当时我心里很不服气，暗自嘀咕，既然你说苦，那咱就吃这苦，天下没有吃不了的苦！”
然而，漫长难熬的创作严冬期很快就来临了。
早先，孟冰与团里的年轻伙伴李冬青一起合作，后来，他开始自己创作剧本，5年中写了10个剧本。从第一部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戏《突围》到写西路军的《墓志铭》，在审查中，十部戏无一通过全被“枪毙”。也就是说，被“枪毙”的不仅仅是剧本，还有创作的自信心。从1979年到1992年的13年中，孟冰感受到了置身北极般的寒冷，“我那时很孤独，很无奈。”
可他没有停下笔，沉潜书海，读书、写作，继续写，不停地写。正是从那时起，孟冰开始系统地大量读书，并去中央戏剧学院进修。他广泛涉猎曹禺、田汉、老舍的书，也读莎士比亚、莫里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的书，而易卜生的剧作是孟冰的最爱。他说：“读易卜生的剧本，常常是看完了睡不着觉，那是一种燃烧！”
在阅读易卜生的《野鸭》和万比洛夫的《打野鸭》之后，孟冰写下了一段读书笔记：“在两部剧中，不仅两只‘野鸭’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且还分别暗示了一个有关信仰的哲学命题。如果说在易卜生的‘野鸭’面前，面对浑浑噩噩的生命，还有人想当救世主的话，那80年之后，在万比洛夫的‘野鸭’面前，便没有了救世主，人们只有靠自己的灵魂来拯救自己的生命！”
这段笔记，其实是他对人生及创作自信心的自我救赎。
幸运的是，孟冰在创作之路上遇到了一位恩师——老团长魏敏。这个由前苏联专家古里耶夫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代电影学院的导演，在战友话剧团当了25年团长。他慧眼识珠，看到了孟冰的创作潜能，给了孟冰特殊待遇，允许他不干演员的活而去搞创作。可好景不长，魏敏调任文化部当副部长，接任的领导决定让孟冰转业。魏敏一听就急了，马上找了上级军区领导，劈头就问：“你们承认不承认我这个专家？我认为，我们团这20多年来只有一个人才，那就是小孟。你把他交给我，我带着他写剧本。一年内，如果拿不出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剧本，我离休，他滚蛋！我给你立军令状！”
就这样，原本已经列入转业名单的孟冰，因为这份军令状而免于转业。他跟随魏敏，正式开始了剧本创作。
1992年，孟冰创作的《红白喜事》在北京人艺上演，引起了轰动；另一部戏《她们没有墓志铭》，不久也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他的才华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从《打靶》到《红白喜事》，孟冰完成了自我跨越，成了一个真正的职业编剧。而这一跨越，用了整整21年时间。
很多年后，当孟冰在北京人艺再次遇到于是之先生时，显然，老人已经忘了劝说孟冰这件事。孟冰问他：“于先生，你还记得我吗？”他愣了半天，最后意味深长地说：“想起来了！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
“那时，我颇有自豪感。当时他的话，无疑给了我一种动力，我知道我将面临怎样一种艰苦。如果没有这种恒心，我完全可能转身离去。既然已经下了决心，那就要全身心地付出。真的，我很感谢他。当然，还有我的恩师魏敏。”孟冰说。
好戏犹如小磨咖啡精心打磨味才香浓
天赋与勤奋，铸就孟冰的事业。从此，他的创作步入了“波尔金诺的秋天”。
剧本《老兵骆驼》、《红白喜事》获中国话剧剧本最高奖——曹禺剧本奖；话剧《郝家村的故事》、《热血甘泉》、《兵妹子》、《绿荫里的红塑料桶》、《黄土谣》以及多媒体话剧《苍天有泪》等许多部作品，分别获得了国家及全军的最高荣誉和奖项。同时，他还创作了歌剧、音乐剧以及大量电视剧(18部281集)，其中，40集电视连续剧《范府大院》和25集电视剧《八路军》，都出自他手。
“听说当时引起你创作兴趣的还是你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一台幻灯机？”我问起了他的家事。
“对，对！我父亲原来是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现在已经不在了。那台幻灯机是他从苏联带回来的，岁数比我还大。那个年代，这可是稀罕物。这段特殊经历使我有了俄罗斯情结。这次来上海演出之前，我去了俄罗斯，还特地到他们的跳蚤市场，查询那种型号的幻灯机，还真有。我问俄罗斯朋友：‘这是什么年代的货？’他说：‘这是古董啊，有几十年历史了！’
“那时候，很多故事我是从幻灯片中看到的。在‘文革’初期，我正在念小学。于是，我就把幻灯机放在饭桌底下，四周用毛毯围起来，我和几个小伙伴钻在桌下看。像《林则徐》、《刘家五兄弟》、《穆桂英挂帅》、《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片子，都是那时看的。
“当时我父亲的同事懂俄语，很多片子播放前，他先为我讲一遍故事，这样我就记了下来。再放的时候，我就成了解说员。记不住的时候，就自己瞎编，有时编得牛头不对马嘴，小伙伴们哄堂大笑。也就是说，我的创作萌芽，始于这台幻灯机，我讲故事的‘本领’，也始于这台幻灯机。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
我们的话题，又转向了剧本创作。谈起创作之路的艰辛与收获，孟冰打开了话匣子。
“我觉得，戏是改出来的。这个改，是个精益求精的过程。当然，也有一种改法令人很痛苦。比如说让一些不懂行的专家来改就很痛苦。”孟冰显得很健谈。
他继续说道：“我的很多戏，是跟导演和演员共同完成的。戏剧是门综合性艺术，一部成功的剧作，与导演及优秀演员甚至整个剧院的创作是分不开的。《红白喜事》给了我一个启示：除了创作，很重要的是跟北京人艺的合作，从头到尾跟着排练。哪像现在，有些剧作家把稿子一交就完事了。而我的戏，都是在排练场与演员滚出来的，在现场磨出来的。在排练中，演员会提出很多好建议，我在现场就将剧本改了。这些建议是你自己无法梳理出来的。
“我记得，《红白喜事》在排练时，北京人艺许多名家都在场。中午，我们在食堂里吃饭，喝着小酒聊开了戏，晚上排练结束后在小饭馆里继续聊戏。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磨合，那个时候，大伙脑子全想着一件事。现在呢，人心浮躁，这边在排练，心里却惦记着那边开拍的电视剧。这种状态，与那时完全两回事。”
经历了多年艺术磨难的孟冰，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找到了舞台的感觉，成为话剧舞台的“主角”。
他原是一个新兵蛋子，兼在舞台上打灯光、搞舞美、拉吊杆，一干就是很多年。这段经历使他对舞台的每个角落十分熟悉，包括演员的站位、灯光布景如何达到最佳效果等等，就像一个乐队指挥熟悉每一件乐器一样，都烂熟于心。这对他以后的创作起了很大作用。“
这个过程非常有意义。对现代学院走出来的年轻编剧来说，很遗憾，缺的可能就是这一课。他们对舞台没感觉。舞台戏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必须要了解舞台的特性。即你的想象能不能在舞台上完成，如何去实现，你的台词能不能适合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你都得考虑。”孟冰说。
长年受前辈艺术家的熏陶，孟冰暗暗地“偷学”到不少看家本领。名导演石良排戏非常注重塑造人物，抠细节入木三分。有一次他让孟冰在一出独幕话剧中演一个新战士，而他只有一句台词：“班长，班长”。从说台词到上场大概是七步半，石导演却让孟冰跑了14遍。最后，石良对他吼道：“你要在这七步半里，跑出这个战士是什么年龄？什么家庭？什么背景？什么文化程度？什么性格？和班长什么关系？你要干什么？和班长说什么？全要在这七步半里给我跑出来。”
当我问起这件事时，孟冰笑了，“呵呵，我记忆犹新。如此苛刻的严师，真令我痛苦不堪！但也让我受益匪浅。”
当然，孟冰从一个“跑龙套”演员，成为一个知名的优秀剧作家，关键还在于他对舞台艺术出自内心的喜爱。早年，上海一出话剧《于无声处》在北京演出时，孟冰在北京工人俱乐部连看了四场。看完之后，他与几个伙伴都没走，坐在门前台阶上展开了讨论，第一天讨论结构，第二天讨论人物，第三天讨论剧中的矛盾设置。接连四天，进行了严格的剖析。
“那时，我觉得自己已全身心地浸泡在戏里了，整天思考着怎么让戏中的每个环节变得更精致！”孟冰饶有兴趣地侃侃而谈。
“总政话剧团这次带来的三部戏，没有炫目的声光电粉饰，没有眼花缭乱的舞美，可人物对白以及内心刻画以及所揭示的主题，把人的情绪带进了戏中。这三台戏在沪的上座率如何，观众的反应又如何？”我接着问孟冰。
“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不得不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总经理林宏鸣是有眼光的。他曾多次发出邀请，克服了许多困难，才使我们来到了上海。说实话，当时我们心里没一点底，这三台戏到底能不能得到上海观众的认可？有着主流价值观、有着深厚文化内涵的甚至带有红色印记的主旋律题材的戏剧，到底能不能说话？我们心里都没把握。但是，结果完全出乎我们意料。早在一个月前，票已经全部售完。我在门口碰到了不少倒票的“黄牛”，只有他们手中有票。很遗憾，我的朋友找我要票，我连一张票都拿不出来。出现这种情况，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从观众看戏的状态中我觉察到，上海的观众文化素质很高。安静的时候，剧场里没有一点声响，几乎能听见呼吸声。按理说，坐在后排的观众，演员的表演对他的冲击力不如前排，视觉效果会减弱，但是他们依然被感动得流泪。那天晚上观众退场时，有两个上海观众看节目单后认出了我，他们对我说，‘你们的戏非常好，我们就是慕名而来看总政的！’“这一切，说明上海的观众完全认可了我们，这使我们感到很欣慰，受到很大鼓舞。”
孟冰满意地微笑着，“一出好戏犹如小磨咖啡，精心打磨味才香浓。”
望着眼前这位剧作家，我忽而想到，非科班出身的孟冰，究竟靠什么屡有斩获？也许，没有什么秘诀可传授，悟性、天赋与勤奋，铸就他创作的“波尔金诺的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