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培养编舞家?
——访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编舞组主席林怀民
在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中,编舞被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引入赛事。对主办方来说,这是一个创举,更是一个探索。也许,透过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舞蹈界的一种焦虑,即国内芭蕾舞创作上的乏力。事实上,比赛已经承担起了舞蹈艺术交流的重要任务,因为许多优秀选手在这里汇聚,许多国际大腕在这里碰撞观点。著名编舞家、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以亲身经历为线索,讲述了生活对编舞者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是对赛事创意的一个重要呼应。(以下为记者的采访实录)
这样活着因此做出这样的作品来
在台湾,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看不到多少舞蹈表演,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有了录像以后,我才知道格兰姆长成这个样子。因为录像带很少,所以像巴郎西的东西倒过来倒过去,到最后是前半拍起跳的还是后半拍起跳的都要弄得很清楚。我很喜欢保罗派乐,他有一万个排队的方法,国庆阅兵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复杂。他有很多的排列组合,这是我着迷的地方,看保罗派乐如何完全不讲乐理、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音乐,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趣。
可是,慢慢地我知道我必须走自己的路,不是我不愿意编一个像保罗派乐的舞蹈,而是我不会编,我不会那样,我排不出那样的队,我只能用自己的方法来搞定。马赛克·格兰姆到台北来,请我到他房间,在房间里吃晚饭。他到台湾的时候带了整整两大箱的书,然后就很忧愁地在抽烟。他告诉我在台北哪里看到了一只虫子,他花5分钟的时间告诉我虫子的事情,这非常有趣。巴郎西能弹一手好钢琴,他喜欢吃好东西,他喜欢自己做饭。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生活的积累,他们这样活着因此做出这样的作品来,而不是因为规格。
编舞家的真正考验是在成功之后
怎么培养编舞家?事实上我一直企图这样来培养我的舞者,带他们到威尼斯,带他们去佛罗伦萨,到所有的地方看,跟他们讲,同时带他们吃饭,所有的场面所有的餐厅怎么吃饭,看人家怎么讲话,怎么样穿衣服,就是管到人家小朋友要发疯了。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些大学生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就休学一年,干嘛?到欧洲去混,去游学,去打开眼界,这是美国的中上层家庭的一个传统,这些都是养分。
我们的教育,包括艺术教育,永远在讲是与非,鼓励你创作又不让你越过雷池一步。比如说音乐,乐理都讲过了,考试都考过了,孩子回家有没有在听音乐呢?你把巴郎西所有新古典主义如何运用在音乐课堂上都分析完了,最简单的小乐曲,小朋友会哼吗?不会,他们根本不在生活里面,所有的课都教完了,然后全部又是一张白纸。更糟的是他以为他懂了,因为教过了背过了考过了,所以这些东西通通变成了创作的障碍。一个编舞家的真正考验是在他成功之后,因为有盛名之累,有不能失败的压力。
修养是一切的基础
说到最后,仍然是一个好奇心的问题。这个好奇心的范围有多大,都是在养成教育里面放进去的,没有这些东西再多的钱砸下去也是缘木求鱼。那个基本的东西,那个敏感度说到最后已经不是一个敏感度,是一个渴求,是一种饥渴,是这个饥渴成就了一个编舞家的开始。
那么,有没有技巧呢?事实上,编舞到最后就像打毛线一样,你天天做,然后就会编了,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三年后我一定干掉,这是技术上的问题。可是你到底要干嘛呢?这个技术上的东西可以解决,但是你要讲的话,你要表达的东西,这是需要从你的生活里面打点出来的。说到底,这就是修养的问题,这是一切的基础。所以我认为,技术可以等着来,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在那里。编舞就像是大厨,他不是跟着水土在煮饭的,课堂不是希望孩子们编舞的时候好像有个规格,给你提供标准。对编舞的人来说,有的人不编会死,这些人可能会有病。编舞就像走进一个好像很熟悉的路,你还要花很大的精力拔出来让自己逃掉。是不是走进森林的另外一端你永远不清楚,你以为你走出来了,到舞台上以后,好像又有300个地方必须改,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每次看我的作品我充满了遗憾,我还编舞,所以我说我是有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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