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北洋舰队舰船数量增多，单舰吨位增大，驻泊之港和修船之坞倍感急需。经过几年的反复议论，至1880年，决定在旅顺口建港。
本期阵眼
曾在一段时间内，李鸿章所瞩目的海军基地是大连湾。 1880年李鸿章派人到大连湾勘测，这次勘测的结果，改变了李鸿章的想法，决定将建港的地点改在了旅顺口。
北洋海军建设初期，便遇到了有“鸟”无“窝”的尴尬。
军舰无坞，犹如鸟无巢，这只是一种比喻。有人更形象地认为，坞对于军舰，若良马必须有厩，病兵必须有医院治疗。且不说军舰处在水下部位的推进器检修、底部渗漏等必须上坞，定期的清理船底附着物，打船底防污漆，是舰艇经常性的不可或缺的一项装备保养项目，直接与舰艇战斗力相关。
艇底厚厚海生物 让艇速减慢
艇底易长各种附着水生物，是司空见惯的。除了常见的海蛎子等之外，还有管状的海蛸海肠、扇状的海贝海红、草状的海苔海菜等动植物，它们繁殖力极强，生长极为迅速，如果不及时上坞清理，会严重影响舰艇航速。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发生过一件难以忘却也值得永远记取的事。
据海防前哨雷达站报告：有几艘通常被称作“特务艇”的可疑船只闯入我领海，海军某护卫艇大队奉命追击。照理说，护卫艇的航速高于“特务艇”，撵上它是没有问题的。可护卫艇大队指挥员下达高速航行的命令后，艇队的速度并不见快，相反，与“特务艇”的距离渐渐远了。
更可气的是，“特务艇”在即将远逝的瞬间，发出了“再见”的灯光信号。
这个信号对我们的嘲笑十分强烈：“再见！”不仅讲礼貌，很客气，更意味着下次还要再来，“后会有期”……
护卫艇编队回到基地后，研究战艇速度大减的原因，主机、副机的转速与功率等都没有问题，操纵系统也正常，但上坞后一检查，因艇底涂刷的涂料质量差，竟长了半尺多厚的海生物，使艇速骤减了近三分之一。因此，不仅眼睁睁地看着可疑船只溜走了，还受到了嘲弄。此事惊动了中南海，海军受命立即展开技术会战，坚决攻克舰艇防污涂料难关！海军帆缆涂料研究室应运而生。
四座船坞都容不下“定远”、“镇远”
欲引来凤凰，必须庭有梧桐，让其在树上筑巢；买千金之马，必须同时建厩，这是普通的常识，包括李鸿章等人在内的晚清海军的决策者和高级参谋们，是能想到这点的。
由于北洋舰队舰船数量增多，单舰吨位增大，对于驻泊之港和修船之坞倍感急需。
光绪朝初期，我国虽在福州、上海、广州、大沽有船坞四座，但是，没有一座可修理“定远”、“镇远”铁甲舰之坞。
福州船坞为泥坞，属福州船厂，同治六年(1867年)修，坞长96米，宽48米，仅能修进1500吨以下之船。
上海船坞系泥坞，属江南制造局，同治六年(1867年)夏修，坞长99米，只能修理小型木壳兵船。
广州黄埔石船坞，为英人创建。光绪二年(1876年)修，由我国商家购买。一坞分内外两区。内区长82.9米，宽20.1米，深6米。外区长110.6米，宽21.9米，深6.4米。容量8500吨，可修5000吨之船。购买时，订约25年后，始准修舰艇。至光绪26年(1900年)，约限届满。这样，该坞既无能力，又不准修理铁甲舰。
大沽船坞，光绪六年建，坞长102.4米，宽29.4米，深6.4米。海神庙西北尚有西坞一所。迤西复有乙、丙、丁三坞。三坞尺寸略小于东坞。乙坞长97.6米，宽25.6米，深5.4米；丙坞长96米，宽25.6米，深5.4米；丁坞长96米，宽26.6米，深4.5米。大沽船坞建造费用总计约银40余万两。大沽船坞只能修950吨以下舰船。
北洋舰队的主力舰“定远”、“镇远”号铁甲舰，长95.5米，宽20.4米，吃水6.3米，排水量均在7300吨以上。而福州、上海、黄埔和大沽船坞的修理能力都在5000吨以下，因此，均不能修理“镇远”、“定远”舰。
没有船坞，购买铁甲舰曾一度搁浅
换一句俗话说：偌大的华夏国土内，可觅到的不过是三五只鸡窝，无法让非洲鸵鸟蹲。
早在同治十三年，福州将军文煜等人，就向朝廷建议购买铁甲舰，但因没有可以修理铁甲舰之坞，迟迟未向外国定购。李鸿章自光绪元年(1875年)奉旨督办北洋海防以后，常为此事焦虑，从光绪三年至光绪六年，先后与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黎兆堂、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祯、上海制造局道员郑藻如、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等军政要员，多次函商买铁甲舰及其修理船坞之事。
综观函稿内容，其意有四：
(1)在尚未解决修理船坞之前，不能定购铁甲船。认为“铁甲船为海防不可缺少之物，……无论船样稍旧，价值非廉，现无修船之坞与带之人，何敢贸然定购？ ”
(2)对铁甲船保卫中国整个海疆的作用，存有疑虑。“铁甲船本应定购，唯南北洋面万余里，一旦有警，仅得一二船，恐不足以往来扼剿，或有失利，该船不能进口(修理)，必先为敌所攫，转贻笑于天下。 ”
(3)沈葆祯曾提议缩小铁甲船的尺寸，以能进福州、上海船坞修理。但此种权宜之计，必将贻误海防建设。
(4)既然家里没有大窝，就不要引进火鸡，更不要买鸵鸟了，这是李鸿章早期的想法。
旅顺建港同时，定购“定远”、“镇远”
总之，就加强海防来讲，购买铁甲船是必要的。但何时订购，购买什么样的铁甲船，则取决于修船之坞。因此，修船之坞，就成了制约购买铁甲舰的关键问题。
经过几年的反复议论，至光绪六年(1880年)，在旅顺开工建港修坞的同时，向德国定购了“定远”、“镇远”号铁甲舰。由此可见，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是经过长时间考虑，反复协商，慎重决定的。“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正因为如此，许多有识之士，著文论证在何地建坞更妥。李龙光曾撰《中国择地建造船坞论》，此文谈到：各国海军，无不以船坞为重务，而中国则知其制度者少矣。如果有船无坞，则无法修理难，而藏船亦不容易。购买铁甲等船花费逾百万，怎么可以没有一个修藏之地呢？
实际上造坞不难，而择地最难，非将沿海沿江岛屿、港汊进行普遍的勘察，就难得到其实在情形。即以大沽、旅顺船坞言之，大沽河道不深，铁甲兵船易于搁浅，只能容小轮；旅顺与烟台、威海卫遥遥相对，为北洋紧要门户，形势天然，规模颇大。近年由法人德威尼承包，计价银三十五万两，船坞大小各一，其大坞已经华人开凿过半，小坞亦借山势凿成，故工价大省。(转引自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
大连湾是李鸿章的首选
由于定购了铁甲舰，建港修坞之事，势在必行。但对建港位置问题，清朝政府内主张不一，众说纷纭。当时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主张建在大连湾或温州，福州船政大臣黎兆堂主张借用广州的黄埔船坞，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则主张建在烟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李鸿章，曾在一段时间内，他所瞩目的海军基地是大连湾而不是旅顺口。请看他的函稿：大连湾距奉天金州三十里，系属海叉并非海口，实扼北洋形胜，最宜湾泊多船。许道铃曾带蚊船四只前往巡察，谓可风得势。明春如选慕洋弁得人，拟派大员带现有蚊船、轮船常往驻泊操练，以待后年铁甲舰购到，渐可合成一小队，为北洋一小结构耳。
说到这里，顺便指出一点：
笔者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人在书中称李鸿章为“中华名将”和“军事家”等等，评价甚高，吹捧肉麻。暂且不论他并无大的战例和战绩，如果从选取北洋舰队基地的地点来看，不论从地舆常识还是直观感受，大连是个四通八达的好商港，旅顺则是个易守难攻、形胜险峻的军港，这是凡夫俗子如我辈也能明眼判别的。再从战争实践来看，若是按李鸿章的初衷，则甲午之战、日俄旅顺之战，日军便不费吹灰之力了。联系到李鸿章谓琉球乃是“孤悬于海外的一个黑子”，不惜让日本占领；新疆是不毛之地，弃之“与肢体无伤”等等庸碌之眼光，低俗之识见，祸国之言论，如此吹嘘，实在是高帽廉价，李戴张冠，滥竽充数，贻笑大方。
两艘铁甲舰停长崎，日本人认为是示威
值得赞许的一点是李鸿章没有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选派英弁葛雷孙及哥嘉等率蚊船至大连湾勘测，这次勘测的结果，改变了李鸿章拟在大连湾建港的主张，而把建港的地点改在了旅顺口：“金州之大连湾，可泊兵船多只……以大连湾口过宽，非有大支水陆军相为依护，不易立足。只可先择著名险要旅顺口屯扎。 ”
决定在旅顺建港修坞之后，其间由于爆发了中法甲申之战，耽误了工程进度，致使铁甲舰“定远”、“镇远”购来后几年仍不能进坞。 1886年8月7日，因铁甲舰需要入坞上油修理，李鸿章命令丁汝昌带领“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船开往长崎。
李鸿章为什么把自己的主力军舰驶往日本？其醉翁之意明摆着，他要炫耀一下大清国的海军威力，让日本人自惭形秽，吓得缩进脖子(这显然是没有一点军事家头脑和眼光的战略失策)。“定远”、“镇远”第一次到达日本之后，确实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时，日本虽有不少新舰，但与这两艘铁甲舰比较起来，无论从吨位上还是从火力上都稍逊一筹。12英寸(305毫米)巨炮的炮口令许多日本人惊叹和咋舌，“畏如虎豹”。
长崎人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是首次目睹。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望着龙旗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市民中交杂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情绪，议论纷纷，情绪激昂。
在日本人普遍认为清国舰队是前来示威的敌对心理下，这些情绪，伴随着日本朝野长期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最终酿成一场著名的骚乱事件。不数日“长崎事件”即告发生。
导致“长崎事件”发生
1886年8月13日，星期五，中国水兵上岸购物，偶与日警发生殴斗，结果造成日警一人重伤，水兵一人轻伤的不幸事件。
关于双方发生斗殴的原因，各方的报道颇为不一。中国方面，根据《申报》记者发自长崎的消息，说是由于日本警察向中国水手找麻烦而起。但据《长崎快报》的报道，则说是由于中国水兵嫖妓并向警察行凶而起。
俗话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何况，中国水兵决非强龙，充其量是条蜥蜴而已，日方也决非地头蛇，而是凶恶的霸王龙。
结果是中国海军官兵死5名，失踪5名，伤38名(根据丁汝昌向李鸿章的报告)，伤亡人数大大超过日本方面。
这便是“鸡”因为没有“窝”，“鸟”因没有“巢”，只得舍近求远，到敌国日本的长崎去暂栖，被气势汹汹的黄鼠狼咬得鲜血淋漓、死伤累累的惨痛教训。 本报特约撰稿陈明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