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方非摄
开演前，中山公园音乐堂工作人员带领小观众参与互动游戏。
“小时候，妈妈常带我来中山公园音乐堂听‘打开艺术之门’；后来，我加入了音乐堂童声合唱团；如今，我成为了这里的一名工作人员。”站在音乐堂走廊里，22岁的北京女孩陈辞动情地说。
暑期到来之后，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像当年的陈辞一样的孩子，兴奋地涌进音乐堂，参加每年如约而至的“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
这扇门已经开启17年了，17年来，襁褓中的婴儿已经成长为风华少年——如今的“打开艺术之门”，是很多家庭带着孩子消夏的“规定动作”，也成为北京市民生活中标志性的文化品牌。
17年来，不管其他演出票价涨到数百元，还是上千元，“打开艺术之门”的每场演出始终保持着几十元的低票价。当然，不变的，还有孩子们从这里起步的艺术之梦。
艺术家演出费多年未涨
7月17日下午，天气有些闷热，中山公园音乐堂却是一派清新的感觉。77岁高龄的指挥家杨鸿年，带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为观众带来了一场世界名歌童声合唱音乐会。杨鸿年的现场讲解生动有趣，小观众们听得全神贯注。还有一些孩子，激动得从头到尾站在座位前，挥着双臂模仿杨老师。坐在旁边的家长，看着快乐的孩子，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这个暑假，像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音乐堂上演。指挥家杨鸿年更是“打开艺术之门”的老朋友了。“从第一届到如今，我们共同走过了17年。”他回忆说。往年，他基本上演出两场，今年则加演一场。因为票卖得太火了，没买上票的观众都很遗憾，最终音乐堂决定再加一场。不过，这位指挥家从音乐堂拿到的演出费却几乎“按兵不动”。他淡淡地说：“每个人的追求不同吧！其实也有其他演出商和演出机构邀请我去，演出费比音乐堂高一倍，但我还是乐意在这儿给孩子们演。我始终觉得，孩子们的今天就是艺术的明天，我很乐意在这里看到孩子们渴望艺术的眼神。”
17年来，不变的还有“打开艺术之门”的低票价策略，最低10元，最高100元，而且，在音乐堂1400多个座位中，50元以下的低价票占一半以上。今年“打开艺术之门”的票价则分成20元、40元、60元、80元、100元5个档。表面看，最低票价似乎涨了，其实这只是音乐堂订票策略上的一个小调整。
“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是10元、30元、60元、90元、100元5个档，后来发现90元的不好卖，因为观众觉得和100元就差10元，还不如买100元的。现在的档位，80元和100元相比，差20元，很多观众可能就会选择80元的了。另外，最低票价涨到20元，也只是为了使每档之间的差价都是20元，更加平衡一些。”音乐堂副总经理祝晶解释说。
其实，不管哪种订票策略，算下来，“打开艺术之门”的平均票价基本上没“动窝”。“1家3口3张门票，到菜市场恐怕也就是一顿过不了嘴瘾的排骨钱。”观众李先生说。像他一样，很多观众都感慨，市民工资水平今非昔比，物价水平也在上涨，“打开艺术之门”能做到处变不惊，实在难得。
一本账：算上场租准赔本
17年来，音乐堂不是没动过涨价的念头。音乐堂总经理徐坚说：“水电费以及节目单制作费、海报印刷费等，都在逐年增长，我们也几次考虑涨票价，最终都不了了之，主要还是不忍心。我们总是想，如果我们涨价了，也许就会把很多孩子拒之门外了。”
对于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在音乐堂演出的杨鸿年这样的艺术家，音乐堂更是心怀愧疚。“我也知道，他们如果到别的地方去演出，可能会挣到更多的演出费，所以我特别感激他们对‘打开艺术之门’所做的贡献。”徐坚说，“近些年来，北京演出市场红火，艺术家们的出场费普遍有所增长，有些艺术家也曾含蓄地向我们暗示过这一点，何况他们自带的化妆、伴奏等，也都在涨价。所以，我们也会适当地给他们涨一些，不过真的只是象征性的，多了我们负担不起。”
与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北展剧场等规模较大的演出场所不同，音乐堂的经营路线基本上是“小项目，小投入、小产出”，“打开艺术之门”更是如此。
徐坚算了一笔账，去年的“打开艺术之门”，52天内推出61场演出，共计收入约300万元，再加上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和八喜品牌的赞助费100万元，总共收入约为400万元。刨去约300万元的成本——艺术家、院团的演出费，制作节目单、海报的宣传费，以及水电等费用，他们最终剩下100万元左右。“这其中还没算场租成本，毕竟音乐堂是我们自己的。如果按照通常的成本核算方式，那么，‘打开艺术之门’完全是个赔钱项目。”
近年来，北京很多演出场所的场租都在攀升，如果音乐堂租场子，也会过得很不错。“音乐堂现在场租是一场6万元，以30场计算，我们就能有180万元的净收入。何况‘打开艺术之门’一般都是横跨暑期，总得有五六十场演出，要是按租场子算，那得好几百万元！我们劳心劳力做‘打开艺术之门’，再卖多少票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啊！”徐坚笑着说。
当然，如果能拉到赞助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既能分担成本，又不用太担心卖票的事，因为赞助商通常会消化一部分票。不过并不容易。目前，八喜品牌是“打开艺术之门”唯一的固定赞助商，每年赞助50万元，并在每场演出时凭票派发冰淇淋。
“这些年，也不是没有其他赞助找上门来，但都不太合适。”徐坚说。一方面，“打开艺术之门”对赞助商的要求相对较多，比如应是青少年用品，品质有绝对保障等；另一方面，有些商家对音乐堂提出的回馈要求也很高，音乐堂难以实现。“例如，有的商家要求我们在演出间歇播放他们的宣传广告，商业味太浓，我们做不到啊！”
指挥家杨洋的“拉锯战”
17年来，“打开艺术之门”的票价虽未涨，内容和含金量却年年上涨。
今年，“打开艺术之门”闭幕式音乐会将由中国爱乐乐团担纲。担任指挥的杨洋特意选择了一部小观众们平日很难听到的作品——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最初听说演这个曲目，音乐堂有些排斥。要知道，相比于圆舞曲、波尔卡之类的古典音乐作品，《火鸟》不无生涩，小观众们能否接受？
虽然音乐堂数次与杨洋沟通，希望更换曲目，不过几个回合的拉锯战下来，杨洋还是坚持要演奏这个曲子。“后来，我们仔细想了想，觉得杨洋的坚持很对。”徐坚说，“就像他说的，圆舞曲之类的作品，演起来很省事，甚至都不用排练。不过，孩子们不能年复一年总是听这些东西啊。作为乐团，除了向孩子们普及艺术，也有义务引导他们欣赏更高层次的艺术啊。”据了解，为了照顾孩子们的接受程度，正式演出时，杨洋将分乐章进行讲解。
熟悉音乐堂暑期系列演出的观众，都很认同从2008年开始，“打开音乐之门”更名为“打开艺术之门”。因为，随着这一活动的成熟与发展，演出已不再局限于音乐领域，而是涵盖了京剧、昆曲、评剧、芭蕾、现代舞、杂技、木偶剧、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今年的“打开艺术之门”就首度引入了歌剧演出——由女高音歌唱家张立萍担任艺术总监、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演出的音乐会歌剧《狄朵和埃涅阿斯》。“这场演出我们投入了两万元，最终票卖了1万多元。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演出不会挣钱，而一定要做的理由，就是想丰富‘打开艺术之门’的节目形式。观众看不了那些票价很贵的大歌剧，总能通过这个节目感受一下什么是歌剧吧！”这场演出的项目负责人说。
另外，近几年民乐专场票卖得不是太理想，不过，“打开艺术之门”还是年年做。为什么？一是为了整体节目的多样性、平衡性，二是为了让孩子们对中国传统民乐多一些了解。要知道，参加演出的张维良、吴玉霞等，都是各自领域里顶尖的演奏家呀。
说到传统文化，今年“打开艺术之门”新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日”活动，给孩子们一个体验脸谱彩绘、皮影染色、内画鼻烟壶、剪纸、空竹等非遗文化的机会。“在制定这条体验线路之前，在西城文委的协助下，我们提前踩了点，活动地点也很有意思，很适合孩子。”徐坚说。
“打开艺术之门”除了演出，还举办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艺术夏令营和艺术讲座，如2007年首度推出京剧夏令营，2008年首度推出打击乐夏令营，2009年新增魔术夏令营、小画家夏令营，2011年新增长号夏令营、竖琴夏令营和歌唱夏令营。音乐堂工作人员刘昕说：“很多家长一早就把孩子放在音乐堂，等到下班了才来接走。对年龄小的孩子，我们都快成他们的保姆了，不仅带他们上课，还得照顾他们吃喝拉撒。有一次，一个小朋友说要上厕所，我赶紧带他去了女厕所，后来发现人家其实是个小男孩，呵呵！”
企业主动包场遭拒绝
如今的“打开艺术之门”已经在市场和观众心中立稳了脚跟。然而，能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1995年，“打开音乐之门”（当时名）的演出只在单休日、月末周日的下午进行，主要的演出团体是北京交响乐团。直到1999年，“打开音乐之门”每年演出都不超过20场，其影响力和知名度远不及今天这么高。2000年，“打开音乐之门”的演出场次“井喷”，达到了53场。为了吸引更多观众，2001年的“打开音乐之门”推出了中国第一套“音乐套票”，花300元钱能听60场音乐会。
那以后，这个活动每年的演出场次，基本上都维持在五六十场。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多、演出内容的丰富、活动项目的拓展，以及演出票价的低廉，“打开艺术之门”开始逐渐积累起深厚的人气。每年“六一”儿童节一过，音乐堂票务部的电话就格外繁忙起来，听众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打开艺术之门”的安排。很多观众还把“打开艺术之门”的演出票当作礼物送给亲朋好友。
如果说创立一个品牌不容易，那么，维护一个品牌更需要耐心、毅力和智慧。
今年，有企业找上门来，想包几场“打开艺术之门”演出，作为对员工的福利。对很多演出机构来说，这可是好事情，来钱快，又省事。但是，音乐堂却不“领情”。
“要是包场了，那普通观众想看就没有票了，就该有意见了。所以，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如果场地档期允许，就临时加场，一场给企业，一场针对普通观众。如果档期不允许，那就只能回绝企业了。”徐坚说。
类似“犯傻”的举动，音乐堂还有不少。
比如，有的观众本来很理解：“打开艺术之门”的票价已经很便宜了，使用会员卡不打折也无可厚非。不过，出乎很多人意料，使用会员卡在“打开艺术之门”期间照样能打九五折，即使是10元、20钱的最低票价。一位刚买完票的家长，一边把会员卡收回包里，一边连连感叹：“真没想到还能打折，虽然是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事，但这是一种态度，让人感觉很实在、很舒服。”
“打开艺术之门”在细节方面的考虑也很多，由于最低票价数量有限，而抢购的观众又很多，音乐堂的票务人员特意选在午夜零点放票。“我们觉得这样做相对公平一些，因为如果白天放票的话，很多上班族根本没时间来购票。”票务人员解释说。
又比如，一般情况下，剧院在晚上演出时间是不对外售票的。不过，音乐堂在演出开始前和中场休息时，通常都会在入口处开设临时售票点，方便观众购买以后场次的演出票。上周末一场演出中场休息时，只见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在大厅一侧的大展板前仔细浏览着节目单，算时间、挑演出，并到售票处购买了5场演出票，其中最晚一场是8月28日的《火了京剧娃》京剧专场。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累积观众群，培养观众主动观看演出的意识。”徐坚说，“我们的观众群，大致说来一半是新观众，一半是老主顾、回头客。这样的结构很稳定，出票率也相对平稳。”
回报“打开艺术之门”
合唱团成员和着音乐拍手伴奏，台下小观众们齐刷刷地也跟着做，嘹亮的歌声与清脆的掌声相映成趣……这是7月13日德雷斯顿爱乐童声合唱团《歌唱吧，小夜莺》音乐会亮相“打开艺术之门”的情景。如此热烈的现场互动氛围让德方工作人员很惊讶：“在我们国家，观众听音乐会都很安静。不过我觉得，针对孩子的音乐会，互动很重要，台上台下都开心。”
像这样的演出还有很多，尤其是近几年，法国、以色列、德国、荷兰等国家的使馆，纷纷牵线搭桥，介绍自己国家的优秀少儿演出团体到音乐堂演出。很多时候，考虑到音乐堂在经费方面的难处，使馆还会主动承担本国演出团体往返的国际旅费。
由于“打开艺术之门”的口碑效应，很多艺术家开始毛遂自荐，主动加盟。比如，加拿大钢琴家罗杰·罗德去年曾参加演出，今年他早早就与音乐堂联系，表示愿意免费为孩子们演出。此外，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几个室内乐演奏组合也积极要求参演，今年还新添了铜管五重奏。
主动“请愿”的还有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菲。今年“打开艺术之门”第一轮宣传海报中并没有7月29日杨雪菲古典吉他演奏会，是第二轮印刷宣传册时才加进去的。
其实，这是杨雪菲在阔别13年后再次回归“打开艺术之门”的舞台。1998年，杨雪菲已经引起国际吉他界的注意，而她当年在“打开音乐之门”（当时名）的演出中更是获得了如潮掌声。第二年，这个小才女就赴英留学去了。如今，她再度回到北京，回到“打开艺术之门”。她甚至有意在明年“打开艺术之门”期间，与音乐堂共同举办古典吉他夏令营，在小朋友中推广古典吉他。
与杨雪菲一样，青年指挥家夏小汤也与音乐堂和“打开艺术之门”有着不解之缘。很多观众都记得，2010年“打开艺术之门”闭幕式音乐会，便是由夏小汤执棒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其实，夏小汤本是学钢琴出身，考大学填志愿时，他却选择了指挥专业。至于为何“急转弯”，他笑言：“都是‘打开艺术之门’惹的祸！”原来，上高中时，他每年都来欣赏“打开艺术之门”的演出，李德伦、杨鸿年、谭利华等一批指挥家的风采，深深触动了他，让他萌生了转行的念头。“我现在还记得，11年前，汤沐海老师在音乐堂指挥国交演奏《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彼得与狼》等曲目，指挥得特别潇洒，特震撼。”夏小汤说。这么多年，他一直很感激音乐堂给他的艺术启发，“也许，只有真正走近艺术，我们才能更了解自己。”
记者手记
让文化“义举”更从容
“一场演出几乎赚不了什么钱，但他们始终在做，因为孩子需要，家长需要，社会需要。对一家演出机构来说，能够长期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很不容易，他们的义举令人感动！” 一位领着孩子来看“打开艺术之门”的观众如是说。
这话听着真让人高兴。毕竟17年的坚守和创新，让音乐堂赢得了观众的赞誉。然而，“义举”一词，却又让人生出一点点酸涩与悲壮。什么时候，音乐堂的义举，才能成为全社会的义举？
如果把“打开艺术之门”称作一项文化惠民工程，也许没有人会反对。近年来，政府一方面鼓励艺术院团到市场大潮中去搏击，以观众需求为原动力，创作推出叫好又叫座的优秀演艺产品；另一方面，对那些为大众提供丰富精神营养的公益性或半公益性文化活动、文化项目，也给了力度相当大的扶持。像“打开艺术之门”这样专门针对少年儿童普及艺术、进行艺术教育的文化活动，固然已经得到了政府的一些支持，但这种支持是不是应该更多一点呢？
何况，以其每年所吸引的观众人次、实际演出效果、演出后观众的评价以及在少儿艺术普及方面取得的实际效果来看，“打开艺术之门”正在成为北京的标志性文化活动品牌。而且，这个发轫于北京的品牌活动，如今已经走出北京，延伸到全国十几座城市，将北京的文化信息传递到大江南北。
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开艺术之门”担当着不同地域间艺术信使的职责。只是，这个信使的翅膀，由于资金等方面的捉襟见肘，飞翔得似乎有些吃力。事实上，对于做“小本生意”自负盈亏的音乐堂来说，要保证全年的正常运营，在投资“打开艺术之门”的时候，就不会财大气粗，这自然导致了待艺术家不“厚”，并为此而感到难为情，在聘请国内外演出团体时也会因为无法给对方“一个合理的出场费”而掣肘……
试想，如果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扶持力度再大一点，如果企业赞助艺术的机制更加落到实处，这些问题想必就不是什么问题了。播下一颗种子，未必开花结果；播种越多，生根发芽的机会便越多——农耕如此，艺术普及亦如此。我们希望，“打开艺术之门”这项“园丁工程”的根基更加稳固、更加壮硕，同时以更高的水准和层次来惠及大众。
本报记者 李红艳 实习生 巩育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