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民华
《世界新闻报》的“突然死亡”在英伦三岛乃至西方引起轩然大波。
重新审视《世界新闻报》的兴衰与沉浮,我们不能不谈及西方100多年来时起时伏、时隐时现的“黄色新闻”。《世界新闻报》堪称生产“黄色新闻”的“高手”。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由于《世界新闻报》在黄色新闻生产线上的频频“出手”和接连“失手”,最终导致了它的多重迷失与自我毁灭。
黄色新闻,是西方新闻报道和媒体编辑的一种取向,指用极度夸张及编造情节的手法来渲染新闻事件,尤其是关于色情、暴力、犯罪方面的事件,达到耸人听闻、促销牟利的新闻报道。黄色新闻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新闻史上,源自19世纪末美国两位著名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与约瑟夫·普利策的“报刊大战”。
1969年,默多克正式接手《世界新闻报》而登陆英伦。从此,《世界新闻报》也在默多克的引领下,走上了一条“黄色新闻”的不归之路。尽管压垮《世界新闻报》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它对13岁失踪女孩米莉·道勒语音信箱的窃听。但真正的败因却是它在传媒大亨引领的这条路上所表现出媒介权力的迷失、新闻理念的迷失、技术应用的迷失和职业操守的迷失。传媒,在西方国家被称作“第四权力”,对广大受众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世界新闻报》及英伦三岛的媒体从业人员都在博弈中谋求“借力”。
既然是权力,传媒就拥有了与生俱来的扩张本性。《世界新闻报》堪称是一家秉承第四权力理念的新闻媒体。在长期的经营中,《世界新闻报》媒介权力方面恶性膨胀,它在与某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关长期“互动”中,形成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制作耸人听闻的新闻来满足受众窥探的欲望。为此,《世界新闻报》不惜斥重金聘请私家侦探,启用不正当甚至是违法的手段监听新闻人物的私人电话,并且从录音中“整理”出独家新闻报道,满足受众的好奇心。正是这种媒介权力的迷失引发众怒并成为它自我毁灭的“死穴”。
记者的职责是了解真相,收集信息,获取新闻。但不能为了获取信息而不择手段。《世界新闻报》用窃听的方式猎取讯息,与西方一贯推崇的“民主、人权”、标榜的“新闻自由”是自相矛盾的。其从业人员和雇佣的私家侦探所行使资讯收集权、新闻采访权与新闻报道权时采用的非法手段,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名誉权、知情权和隐私权,这是一种“新闻滥权”、“新闻越权”和“新闻霸权”。如果新闻从业者把所有这些特权当做掩盖虚假新闻的借口,受众获得的信息岂能确保“真实”和“客观”?
客观、公正、独立、真实地报道真相,服务于公众而不是服务于某一或某些利益集团,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公众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权力,这是“新闻专业主义”崇尚的核心内涵和新闻理念。
普利策曾把媒体视为文明社会崛起的一股强大力量,同时也认识到新闻业良性运行的难度。正因如此,他提醒人们:“新闻事业的最难之处就是既要保持新鲜报道的生命力,又要使其受到精确和良心的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美国著名报人李普曼说过:“新闻工作人员内心深处的希望和敬畏,才是最大的新闻检查者。”
《世界新闻报》前主编、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前媒体主管库尔森曾要求其下属“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新闻”。这种为了获得“独家消息”而随心所欲甚至是不择手段“找”出来的新闻,会是“真实”“客观”而“可信”的吗? 号称最大的英文报纸《世界新闻报》的关闭告诫人们,迷失了新闻理念,丧失了传媒诚信和职业道德的传媒,可能会得意于一时,但最终必遭受众的唾弃和历史的淘汰。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经讲道:“一切新生的传播手段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以致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之影响,为之改变。”从平面媒体到视听媒体,从网络媒体到移动媒体,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引领人类进入新的传播时代。与之相适应,新闻从业者的信息采集、制作和传播理念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改变。
现代传播技术与设备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为传播者和受众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利用现代技术和通讯设备以不正当甚至非法的手段窃取信息,这是《世界新闻报》讯息技术应用上的迷失。
默多克新闻集团通过资本运营取得一家家传媒的“控股权”,通过这种控股权实现了对新闻资源与意见资源的垄断,进而影响和操控着不同范围的话语权并谋得了最大利益。在这种垄断的阴影下,新闻的客观、公正黯然失色。在这一利益集团的操控下,《世界新闻报》肆无忌惮地窃听,上至王室成员、国会议员、影星球星,下至普通百姓,毫无顾忌,最终自食其果。为了取得独家新闻,不遗余力地生产大量猎奇、八卦的新闻,这与西方传媒界一直遵奉的“新闻专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世界新闻报》是默多克新闻集团在英国赖以起家之地。尽管默多克父子都闪烁其辞,谋求断尾求生,但由新闻集团的资本操控迷失所引发的多重迷失的教训是惨痛的。
(作者系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