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缨：选择，常常与骨气相关
《靖国神社》导演出版《神魂颠倒日本国》 接受本报专访——
《靖国神社》，世界上第一部以“靖国神社”作为主角的纪录片，曾被日本右翼视作“反日电影”，但却创造了日本纪录片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获多项国际大奖。为了它，日本媒体创造了一个新词“靖国骚动”，这被视作战后日本电影史上最大的社会文化事件。
——它的导演，是中国人李缨。
从开机到最终上映，这部片子耗时整整十年，让李缨在日本获得了“全国电影观众联盟奖”，也惹了官司——李缨说，能把奖颁给《靖国神社》，荣誉是属于日本的；这一路关于日本历史文化、中日关系的体察、思索才是属于自己的。
——两年多的以笔为器，化作一册《神魂颠倒日本国》。该书面世之际，李缨接受了本报专访，谈自己和电影相关的日子，谈中国和日本相关的话题。
■即便谋生，他也在拍摄题材上作出了选择
李缨称，自己的电影人生始于日本。拍摄《靖国神社》时，电影之于他，等同石头之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是刀耕火种、自卫取暖的生存工具。
记者打趣李缨，既然为谋生，你缘何没去拍日本著名的AV。
现在已是日本电影导演协会国际委员会一员的李缨，笑言今天发现不少委员还真是拍AV起家。“AV在日本，已是相当规范的产业。日本人不觉得这有什么。日本有个词叫‘性风俗’，他们认为这也是一项文明指标，跟工业文明、玉器文明一样。他们说自己是‘性风俗’最发达的国家。当时真有人找过我，说是拍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宣传片，但我不太明白，胆小，就没干。”
这番“悔悟”，被记者视作玩笑。
生于1963年的李缨，称自己还不到回顾的时候，但也偶尔回眸一下自己曾经作出的选择。“每个选择，结果是不可知的，但放弃什么总是很清楚。我发现，我每次都选择了不清楚的结果，而放掉这个，放掉那个。”
1984年，21岁的李缨刚刚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中央电视台，很快被派往西藏拍摄纪录片。 1987年，他带着《雪顿——西藏》去参加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当时挺有成就感，可一看别人拍的东西，便被震住了。他想：在央视再呆5年，恐怕也拍不出人家那样的东西。1989年3月，李缨到了日本。
不会一句日语，住4.5平方米的小屋子，刷过盘子，一做3年运输公司的搬运工……这是李缨最初的日本。有一天，搬运工李缨偶然看到了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梦》，突然对自己说，我也要拍电影！当他兴奋地跟别人说起，听者说：“你？算了吧！”但李缨没有“算了”。
1993年，李缨与制片人张怡组建了龙影公司，不断参与日本电视台纪录片的制作，终于在1997年开始制作自己的电影。
■拍摄处女作，首先是“自我拯救”
李缨第一部独立制作的电影，是《2H》，主角是国民党元老马晋三。
马晋三，1920年留学日本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毕业归国任孙中山先生的士官，参加北阀，后参加抗日，任国民党工兵总司令，国共内战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代理部长。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到东京定居，上世纪60年代子女移居美国及夫人去世后一直独居。《2H》，用影像记录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
马晋三留下的遗嘱，第一句话是讲自己：“1902年12月26日，在云南出生，近百年来，适逢世纪动荡，祖国混乱，历尽艰辛痛苦。”一个生命的去来，和一个世纪的去来，融为一体。
李缨称，拍摄《2H》，首先是一种“自我拯救”。“他是海外漂泊的一个缩影。他大陆留不下来；与蒋关系不好， 没去台湾；1956年到东京，却一直没有日本国籍。我们是忘年交，但孤独是相同的。”《2H》，后来在1999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亚洲电影奖”。
■靖国神社，是日本影视界不敢触碰的禁区
让李缨神伤十年有余的《靖国神社》，和《2H》拍摄几乎同步。
1997年，李缨代理了由中国人制作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他到原附属于靖国神社的军人会馆去拍摄一个“南京问题六十周年研讨会”。研讨会开场，即放映日军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南京》，里面有日本军怎么攻入南京，怎么在南京城里维持秩序。放映到日军占领南京、举行升国旗仪式时，会场上竟然响起一片掌声。
李缨震惊了，恍然间甚至觉得现场响起的是枪声。李缨发现，这是日本的一个社会问题，在南京大屠杀这件历史大事上，日本人的认知跟中国人有着如此之深的隔阂。他决定要碰一碰靖国神社，这个在日本影视界完全不敢触碰的禁区。
1869年，明治天皇为了纪念那些帮助他建立明治政府的战死者，创立了“东京招魂社”。10年后的1879年正式更名为“靖国神社”。迄今为止已有246万多个在历次战争中战死的军人被招为“英灵”供奉于此，其中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他们的名字精确到个人，包括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主要罪犯松井石根。
在导演阐述中，李缨写道：“靖国神社既是日本天皇的战争祭坛，又是日本一个表情最为复杂的舞台。它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垒，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殖民主义与爱国主义，名誉与羞耻，宗教与政治，右翼与左翼，不断在这个舞台上交锋呐喊。”
李缨说，“母亲传给我的，是慈爱，是宽容；父亲传给我的，是脊梁骨”。“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而人的选择，和骨气是很相关的。”
■文/本报记者 朱玲
记者手记
镜子
采访李缨时，他刚从日本回国，正帮着忙活东京电影节中国周。
他说，温州高铁出轨事件，这阵子也是日本媒体每天的头版新闻。作为中国人，他看了很难过。
李缨看过《日本铁路发展史》，“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史、与世界的关系史，都在这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发展铁路。建设高铁时，英国曾说提供技术和金钱，日本唯恐这一权利让出去，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便拒绝了。日本人认为自己应该发展自己的体系，于是送人去英国培训，学习技术，自主研发了运行几十年‘零伤亡’的‘新干线’。”
李缨说，对中国而言，最好的镜子，是日本。但中国人不懂得用日本做镜子。不过，日本懂得用中国做镜子。
“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唐，日本就对中国尊崇备至，不断派遣留学生，大量吸收中国文化。日本是通过魏源的《海国图志》认识世界是圆的。导演何平拍摄《天地英雄》时，在日本查资料呆了三个月。他跟李缨说，要感受中国古代的气氛，最好的去处是日本。”
李缨其人
李缨，1963年生人，旅日中国导演，现已有《2H》、《飞呀飞》、《味》、《蒙娜丽莎》、《靖国神社》等五部影视作品公映，并获多个电影奖项。现正筹拍新片《大笑时代》。2011年7月，关于日本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之作《神魂颠倒日本国》，由文脉堂策划，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磨铁图书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