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沟沿胡同23号梁启超故居
清华园梁启超故居遗址
报人不知《时务报》，即不知近代报刊业的发端；记者不知梁启超，便不知新闻健笔之鼻祖。1896年8月9日，中国人办的第一本启蒙杂志《时务报》创刊，创办人和主笔是梁启超，同仁尚有黄遵宪、汪康年等。这份旬刊以开启民智、变法图存为宗旨，发建立民权国家之新声。
先有报刊，后有现代国家。先有舆论，后有“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更何况清朝末年文字现代化自报刊始，而梁启超乃中国白话文写作大家。他以其汪洋恣肆的文笔才力，让观念老朽、表达呆板的“八股文”相形见绌。胡适赞曰：“文字成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青年。”
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报》吸引全国各地读者关注并赞助的原因，是它打开中国报业看世界的第一扇窗，让读者呼吸到来自五洲四海的新鲜空气。它首重言论，刊于头条，主要栏目为“东文（日文）报译”、“英文译编”、“法文译编”等。译编文章分为“中国时务”、“外国时务”。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作为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的梁启超对国家与民族所做的贡献，至少在文化界恐怕难有望其项背者。即使在5000年华夏历史上考量，其开拓中华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字、新人格的成就也堪称巨大。
正是梁启超，最先发现民族劣根性。早在1903年，他就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说：“吾人其有伟大国民之欲望乎？则亦培养公德，磨砺政才，剪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蕲合于人格。”他指出当时中国人的顽疾：缺爱国心，少独立性，乏公共心，亏自治性。
当30岁的梁启超发表《论》的观点时，23岁的鲁迅正在日本读书，开始注意国民性问题。该是梁启超的真知灼见，启发了后来者鲁迅，让他于1921年写出了旨在揭示民族劣根性的小说《阿Q正传》。很显然，发现民族劣根性、并提出改造国民性的这份功劳，理应记在梁氏身上。
梁启超煌煌著述《饮冰室合集》，洋洋1400多万字，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博大精深，气度非凡，至今读之仍豁人眼目，发人幽思，启人心智，动人肺腑，此等大家风范亦可为近一百多年以来执笔为文者中第一人也。而其“学术之渊粹，人格之崇峻”更可谓无出其右。
梁启超故居——“汝自视乃如常儿乎？！”
今年伏天里闷热难熬的一天——7月23日（后面多次出现数字“23”），早10点上街不走动即一身汗。走出5号线地铁北新桥站C口，迎面撞见石雀胡同中的石雀客栈——祖母的厨房，非要见识“行走京城”文章出炉过程的实习生岑祚强，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我俩干脆在西式的“厨房”小坐，要两杯牛奶、两份煎蛋和面包，读几页刚从三联书店买来的吴其昌著《梁启超传》（东方出版社出版）。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崖山附近的熊子乡。1279年宋、元军队在崖山一带激战“23天”，宋军战败，南宋灭亡。“君臣殉国，自沈崖山。留悲愤之纪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三十自述》1903年）
梁启超一生所为被人提及最多的，是他“23岁”时随康有为带领千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抗议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的《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条约签订日期是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造化弄人，作为清华大学梁启超的史学弟子，吴其昌的忌日偏巧是恩师的生日——2月“23日”。年仅40岁早逝的吴，只完成传记的上卷，但他的评传法式却彪炳现当代文坛。他对恩师的评价颇高：
“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则梁启超便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他为民主共和冒死冲锋，其功绝不在武人之下。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但天下后世的公平，他的勤劳，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大菊胡同在石雀胡同迤西，北沟沿胡同在大菊胡同中段的北面。
北沟沿胡同“23号”梁启超故居，挂牌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梁启超乃堂堂国家级文化名人，国家级文化名人故居而被评定为区区的区级文物，让人大惑不解。如今大院为铁路职工宿舍，过道狭窄，拥挤不堪。
故居门前，耸立着一行北京城里不多见的白蜡树。天气虽热，这些高大粗壮的树木郁郁葱葱，形成一方小气候，凉爽宜人。白蜡们像彼此嘀咕好似的，齐刷刷举起两个遒劲有力的枝杈，做成一个英文V字母手势，如同在欢呼住在这里的胡同人家的胜利。
白蜡树属固沙树种，梁启超属“固沙”人种。
他感叹“奴隶之根性”，倡导“独立之精神”，曾说“群者，天下之公理也。处竞争之世，惟群之大且固者，则优胜而独适于生存。吾人久以沙散，见诮于外人……独立者，谓合众独以强其群，非谓破一群而分为独也。谓人人不相倚赖，非谓人人不相协力也。”（《论独立》1903年）
23号院大门对面，立有一扇宽大厚重的照壁（影壁）。这照壁提醒过客此地为尊贵人家，少做停留。它显示出1913年流亡归国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撰写《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故居主人的身份。
古建筑学上讲，照壁分为两种：内照壁、外照壁。外照壁之“外照”两字，似乎预示当年院子主人梁启超，曾阅读《瀛环志略》（10卷，20万字）以及西方多学科译著，游历日本、美国及欧洲各国，常高举“外”国的镜子“照”清朝之老大中国，以图复兴。他任主笔的《时务报》，更是取西方火种以自照东方苍颜，海外的新知识、新思想如海潮倒灌，在干涸的黄土地上涌动。其政论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堪为现代报业的助产士，曰：“（无现代报馆）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耳。（西方）国家之保护报馆如乌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蛾附膻。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其益于国事如此，故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果然，10年后，即“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现代报业呈现崛起之势。
一位穿暖色裙装的妇女见我们在门前拍照，热情搭讪：“这院子好大，原先的后院有花有树，有假山，有凉亭，有游廊，还有地牢……”“怎么，您确切说，还有地牢？”“没错，我听人说过的。”查阅资料才恍然：“地牢”应当是“地窖”的误读，院里曾有地窖四间、防空洞一个。
京城名人故居甚多，至少也是两位数或三位数，其中有些修葺一新，名头不小，媒体聚焦，观光者多。但梁启超故居却寂寂无闻，门庭冷落。以致院内住户尚有“地牢”之谬说，何况外面世人乎？伟人自伟岸，庸人自庸碌。梁启超平生伟绩无愧于他热爱的国家和民族，也曾无一日忘记幼年其父亲的严厉训斥：“汝自视乃如常儿乎？！”
清华园讲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午后天气更加闷热，但清华大学西门外却是人山人海。看着游客为等待参观排列的长龙，感到无奈。身后有人招呼：“租辆自行车吧，一人10元，进门不用排队！”果真，骑上单车便成VIP，门口三道保安放行。
游人将清华园当做旅游胜地，当然不是奔着梁启超而来。因此，尽管梁启超号称校园内的“四大国学导师”（尚有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三人）之一，却没有他的一个专门保护或修建起来的遗迹。即便清华校史编著的《清华漫话》，也称“以王国维、梁启超……为代表的清华学者”，将王国维排列在梁启超之前。事实上，当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王国维不过是报馆的书记员，两人对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与声望也是梁胜于王。
一个个手持话筒的导游和一支支游览的队伍占满了校园内的各个甬道。大礼堂前的广场四周更是如此。耳边传来的话筒解说，不时有梁启超的名字出现：“1914年冬天，梁启超先生来学校讲演，题目是《君子》。他勉励清华学生，‘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以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他还引用《易经》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于是，清华八字校训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并铭于校徽。”
梁启超4岁读四子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6岁学《中国略史》、《五经》（诗、书、礼、易、春秋）；9岁著千言古文，一挥而就；12岁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自述“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清初纲目体史书）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因此，自小有着深厚国学根底的梁启超，以“君子”为题劝学，并脱口说出“八字校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说到国学，不能不感叹今日之“国学热”。所谓“国学热”以电视“百家讲坛”为诱因，以社会心态浮躁为缘由。但试问国人，深读国学文本者几人？梁启超于1923年开列的国学阅读书目，至今值得参考，其《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讲述详细，应为每一位国学爱好者案头必备。他还说：“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他关于做学问的“德性学”的提出，切中今日时弊。无德性者无学问可言，他甚至说“（德性学）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他认为，精神生活由内省直觉得来，儒家仁的人生观“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他告诉我们：“何妨就我们所喜欢做的所认为当做的做下去？我们最后的光明，固然是远在几千万年几万万年之后，但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叫一蹴而就地达到目的地，是叫我们的目的地，日近一日。”
我们离校园中位于原北院2号的梁启超故居很近了，但被告知故居已拆除。
老图书馆侧后的一片青翠草坡，古树参天，这一带就是当初的北院遗存，如今只有一块石碑突兀。它记录着“园内最早建筑的高标准教员住宅”，与建于100年前的“清华学堂”同期。此住宅造价昂贵，每户至少5个房间，拥有整套卫生设备，小区内配备俱乐部、体育场，先为美国教员宿舍，后由中国教授、学者取代，梁启超即其中一位。他携家眷于1925年9月入住，在此潜心学术与教学，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三载时光。“我到了清华，节劳到底是不可能的。”而他去世后，清华当时毕业生与研究生们全体素服，虔敬哀悼。
国家图书馆——
“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踏遍京城，恐怕像样的梁启超遗迹不多，除了那座掩映在香山植物园松柏林中的梁启超墓。好在学问家、文章家总会有一个不会寂寞、且静谧安详的“家”留存于世，那就是图书馆。何况他还是“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
地铁4号线专门有一站——“国家图书馆站”，去看书、查资料很是方便。要想查阅梁启超创办、主笔的《时务报》，只能采用在屏幕上看胶片版的方式。阅读胶片文字的麻烦大了，看上一会儿就头昏目眩。
共计69期的全套《时务报》呈现于屏幕，凝重的竖版的黑体字带我们回到一个多世纪前的清朝末年。
该报的言论专栏名叫《论》，创刊之际几乎每期都有梁启超的一两篇高屋建瓴、独具只眼、雄健昂扬的文章，如《变法通义》（系列）、《论学校》（系列）、《古议院考》、《西学书目表序例》、《春秋中国彝狄变序》、《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波兰灭亡记》、《论江西康女士》等，话题全部是爱国、救国之良策。例如，他认为普及教育是成立议会之基础。“问今日欲强中国，宜莫急于复议院，曰，未也。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说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固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他的洞见之准确、有力，被后来北洋时期的国会议院的乱哄哄场景所印证。他殷切呼吁开办现代学校：“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人们不会忘记他24岁时，便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学生40人中有五分之二成为国之栋梁，包括教育家范源濂、军事家蒋百里、将军蔡锷等。那时，他就对学生讲国家政治：一等国家为共和体制，二等国家乃君主立宪体制，三等国家是专制体制。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当袁世凯想要称帝时，站出来讨伐他的是将军蔡锷。
坐在凉爽的图书馆里，还可以阅读许多梁启超著述与有关他的论述文章。
如今认识汉字的人，恐怕都知道他的一篇美文——《少年中国说》（1900年2月），那铿锵字句，直撞心扉：“吾心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心重，是为梁启超。
他勤奋一生，为他热爱的祖国所成就的10大历史功绩历历在目：一是参与维新变法，二是现代思想启蒙，三是现代文体开山，四是现代报业创办，五是现代学校建立，六是现代法律发蒙，七是银行制度献策，八是国民劣根发现，九是现代文学先导，十是史学研究成果。相信通过认真研究，仔细梳理，无论是思想的还是行动的，我们还会找到他为社会所做的更多的奉献。
适逢《时务报》创刊115周年之际，回想梁启超等先人办报为强国的初衷与信念，不禁肃然起敬。文人为爱国而提笔，文章为救国而刊登，此种志士仁人的豪迈情怀，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中延续，多少知识分子受其鼓舞、激励，投身国家与民族复兴的伟业。今天我们的职业报人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在文章层面可向前辈学习、借鉴的地方颇多。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或启迪民智，或弱化民智，选择不一，事在人为，一味“娱乐至死”，或令智识窒息。
梁启超自谓：我一生的思想是爱国，我一贯的主张是救国。——何曾有变？！正如知其心意者感言：“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本报记者 彭俐（本版图片除资料片外由彭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