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各个时期的《新华字典》。
2011年7月5日，第11版《新华字典》正式出版发行。
人们或许不会注意，这本素朴清新的字典今天将步入“耳顺”之年。58岁的小字典，时代的风云变幻、往事的沧桑离合、人情的苦辣甘甜、岁月的云卷云舒，都蕴含在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之中。58年间累计4亿余册的发行量、连续11次的持续修订、周总理亲笔订正字典词条、两次被当作国礼馈赠……一系列的记录和荣誉更是让这本小字典承载了更多的大意涵。耳顺之年的小字典，其间既有历史过往留下的印痕，也有不断坚守而具备的特色。今天，我们不妨回顾这本小字典走过的道路，洞悉它背后的时代故事。
举全国之力，编辑一本字典
尽管在1953年版的《新华字典》内找不到任何编者的姓名，然而，人们不会忘记，“新华辞书社”短短五个字背后，汇集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荃麟、陈原、王力、吕叔湘、金克木、周祖谟……“《新华字典》集全国之力编著而成，从国家领导人、学术名家，到广大群众，都倾注了各自的心血，故而堪称‘国典’。”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宇明评价道。
《新华字典》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的规范字典，在其凡例第一条就明确指出该书的编撰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词汇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并且知道词汇现代化和规范化的用法，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地运用。”曾参加1953年版《新华字典》编写的刘庆隆先生说：“建国之初虽然还没有推出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但从《凡例》中就可以清楚看出这本字典的编写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新华字典》在普通读者学习汉语汉字和普通话方面功不可没。
自1957年开始，《新华字典》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其间不得不提到“文革”时发行的1971年版字典，周恩来总理曾亲订此版的修订原则，甚至亲笔订正字典的词条，并曾两次接见修订组代表：“1970年11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听汇报，（周总理）亲自与大家研究修改条目，前后竟达三个多小时。”1953年版编写主持人魏建功之子魏至回忆说。周总理要求当时参加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全体审阅《新华字典》，自1971年3月15日至7月30日，会议历时138天。曾任中国年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方厚枢感慨地说：“动员全国力量会审一本小小的字典，这在全国出版史上还是头一次。”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新华字典》修订者们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程度，由最初400多处修改意见，确定为64处修改。
从58年前的1953年版直到今年的2011年版，这本字典已印行4亿余册，创造了辞书出版史的奇迹，这一世界之最至今仍由《新华字典》保持着，这项记录饱含了字典编辑者的艰辛和坚持。“更重要的是，《新华字典》是我国现代汉语字典的开山之作，在新中国辞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它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凸现了实用性、简明性、规范性的风格特点，在小小的字条空间里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58年来，它通过原版和十几个修订版始终跟随着新中国前进的脚步，适应着各个时期读者语文生活的实际需求，成为广大群众最可信赖的辞书之一。它以小字典、大文化的盛名走向世界，使中华文化链接世界。”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研究员程荣说，长期致力于辞书编撰研究，作为《新华字典》第10版主要主持人、第11版的主持人之一，程荣感慨万千。
修订原则：遵循规范、引领规范
“1954版《新华字典》重编稿在交付终审前需经历六关。”刘庆隆回忆，“第1关：编写小组内同事互相审读提意见，再退编写人修改；第2关：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把关；第3关：编辑室领导定稿；第4关：定稿油印后，请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部分读者、所有编写者审读并提意见；第5关：按照反馈意见再次修改定稿；第6关：进行体例等方面的技术加工。如再算上终审，重编稿要经历七次审读把关。”58年后，第11版《新华字典》审读多达10次，校对多达15次。繁多的流程远非一般图书“三审三校”可比。“几十年的应用实践证明，《新华字典》的编写者和历次修订者以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精益求精、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意志打造出的这部字典，是一部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精品力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辞书学会会长、第11版新华字典主持人江蓝生说。
1955年，中央提出语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务：“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在此之前《新华字典》的编写就已经有了汉语规范化的目的和意识。魏建功说，《新华字典》是把“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作为总体例的，“那时一系列语文规范化和简化的工作尚未进行，服务对象也只限于小学教师、初中学生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正是字典编写者所具有的超前意识，对长期以来的汉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做出了贡献。
第11版小字典：“老朋友”展露“新面貌”
第11版《新华字典》新增了“民生”、“福祉”、“和谐”、“愿景”等近几年使用频度较高、社会各界已经普遍接受并使用的词汇。江蓝生曾在日前出版座谈会上表示，这次修订堪称“老朋友”展露“新面貌”。程荣说：“《新华字典》的编撰者不是主观刻意地去专门收录反映社会现实的词汇，而是在广泛收集各种反映社会生活的语言材料基础上，进行收词和举例。”
她举例说，1953年版《新华字典》中“富”字的例句有“……土改后的农民家家有富余的粮食”，在当时的语言材料当中，按辞书编撰的方法对这些语言材料进行观察会发现“土改”这个词使用广泛。而1957年版就将它改成“……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家家有富余的粮食”，1953年春土改基本完成，农村出现互助合作运动，使合作社成为50年代中期语言材料中非常突出的词语。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合作社”也已经从第11版中删除。
“《新华字典》是与时俱进的。从2004年第10版出版到现在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其间出现了很多新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尤其是网络语言。”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曹先擢说。“学历门”、“房奴”、“晒隐私”等网络热词也被作为《新华字典》例词收录，有人说这本老字典开始变得时尚。对此，程荣认为，“规范型汉语辞书收词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普遍性，也就是说，使用范围要宽，不能只在网上或其他有限领域里用，而未走进大众日常生活；二是稳定性，也就是说，收进的新词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生命力，而不能是昙花一现。三是规范性，也就是说要符合汉语、汉字的形式规律和发展规律。”规范性、导向性与时代性之间，编撰者们并没有迷失脚步。
作为一本普通语文字典，修订者们常说，《新华字典》的编修永无止境。公众作为这本字典的使用者和受益者，最有权力表达对它的意见与反馈。
1965版、1971版《新华字典》读者来信说，因对“鹅”的解释为“头部有黄色突起”的为雄性，而错杀雌鹅；1979版、1998版中“莲”的插图，引起读者质疑“莲藕的一个环节上不会长出三根茎”；也曾有年逾六旬的读者带病表达对《新华字典》某些注释的看法。让《新华字典》质量更高，是这位可敬老人的唯一目的。
第10版、第11版《新华字典》出版，有读者细心地发掘出很多“错误”。《中华读书报》曾发表张洁宇《〈新华字典〉：一本错误率为零的书》一文，当然，错误和错误率是不同的概念。
差错为零，尽管很难做到，但这也是所有辞书出版工作者的奋斗目标。
《新华字典》各版特点
《新华字典》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最早的名字叫《伍记小字典》，但未能编纂完成。自1953年，开始重编，其凡例完全采用《伍记小字典》。辞书界通常以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作为第一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两个版本——
1953年版
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的规范字典，由新华辞书社编写，按照民国时期创立的注音字母顺序排列字头。
1954年版
1954年版将魏建功封面题字更换为拼集鲁迅先生字。
商务印书馆的十一个版本——
1957年版
1957年版率先贯彻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首次以简化字作为主体字头。
1959年版
从1959年版开始把全面推行1958年正式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贯穿于全书，突出了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的方式。
1962年版
从1962年版开始，对主体字头后所附的那些另立字头的异体字，在左上角添加△的标志；并对那些古本字或属古代用法的义项增加了“〈古〉”的标志。
1966年版
主体字头和正文均使用了规范的简化字；字形采用了符合1964年3月公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要求的大号宋体字。
1971年版
“文革”时期修订本，留下了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痕迹。修订本共改动1100余处，引用《毛主席语录》46条。1972年周恩来总理将《新华字典》作为国礼回赠给圣马力诺共和国的一位来访政要。
1979年版
昂然是拨乱反正时代，但受历史条件和观念制约，一些新的政治套话又不知不觉被增加进去。一些收入的注释和例句与当时形势已经不相适应，如“人民公社”、“总路线”等。
1990年版
1990年版根据1986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时对个别字的调整情况，调整了有关字头，修改了相关内容。
1992年版
1992年版根据1988年国家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对个别字头作了调整。
1998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时两年对《新华字典》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的字典收单字（包括繁体字、异体字）10000多个，带注解的词语3500多个。
2004年版（第10版）
此次是首次在书名后用数字标出新版版次；“第10版”实为“商务新10版”。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把《新华字典》第10版赠送给美国耶鲁大学。
2011年版（第11版）
第11版《新华字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共同推出。在具体的修订中，主要涉及增补字音，增补新义，增删词语，增补人名、地名和姓氏用字，更新附录及改动体例。
（常丽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