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邓小平这句论文艺的格言，形象地喻示了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的深刻联系。它既阐明了文艺工作者艺术生命之所在，又道出了他们的使命与责任之所系。人民在文艺创作中是一种根柢性存在，是一种深沉而崇高的灵魂性存在，他们赋予文艺工作者以艺术生命，优秀作家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人民的哺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故乡。由此，作家的责任也就在于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胸怀人民，自觉坚持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创作出具有充分人民性的优秀文艺作品，以之反哺人民，并以科学先进的思想教育和引领人民。
保持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是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之所在，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各类样式的文学大都是源起于民间的，诗、词、小说、戏剧文学概莫能外。文学是人民的心声，它与生俱来地与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一种文体距离人民越来越远，逐渐演变为精英或贵族文人闲暇时的消遣或娱乐时的点缀，那么，其艺术生命就将逐渐走向枯萎。虽然文艺与人民群众有着这种天然的联系，但真正自觉到这种联系，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实际地、真诚地体现这种联系、密切这种联系的只能是那些具有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进步文艺工作者。
社会主义文学实质上是一种人民文学。在这里，“为什么人”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是为人民的文学，它源于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文艺是以人为本的文艺，其最宝贵的品质就是充满着对沉默着的大多数的关怀。它通常不会把娱乐明星写成“共和国脊梁”(当然，这丝毫不会贬低明星们存在的价值)，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恰恰是最基层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农民工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这个在权益上有时会遭背叛、在生计上有时会被欠薪、在舞台上有时会被嘲弄的群体，已经是一些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在这些作品中农民工们虽然还没有被描写为“脊梁”，但他们确实已经是部分作家们关注的中心。有的作家已经开始转移一部分注意力到城市农民工、厂矿企业普通工人、乡间坊间的一般农户或市民那里去了，去最基层发现新的力量，获得新的体验，获得关于文学意义的新的观点和看法。
保持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必须培养和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我们常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或表现，文学来自生活。这里的生活不是仅指作家个人的小生活，更不是指作家个人的私生活。而是指人民群众的大生活，是指社会生活。有大境界的作家不应只对自己的小生活有感情、有兴趣，沉溺于私人经验；而是要走出自我，培养对人民群众的大生活的感情和兴趣，摆脱私人立场，确立起人民立场。所以，那些认为我们本来就生活着，本来就生活在生活中，不用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看法是偏颇的，因为生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它是一种现实的老百姓的基于特定生产关系之上的生存状态，而非一个理论上的概念或术语。作家个人的生活不能代替人民群众的生活，只有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才可能真正了解人民，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创作出具有充分人民性品格的文学作品来。
当前，文学创作环境宽松，题材选择自由，但却有一些作家在创作时感到“底气”不足，对现实生活的主流和本质把握不住。这中间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接地气”，程度不同地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生活。正如有作家指出的，现在部分作家“过的是一种贵族式的生活。著名作家物质条件都非常好，根本不用到现实生活中去谋生，看看网络、看看电视，过着‘二手’生活、‘三手’生活。生活状态不到位，情感就到位不了，作品也到位不了，出不了大作品”。坚持人民立场，既表现在作家们的描写对象上的人民立场，能够把最基层的人民群众的生活作为自己文学表现的核心；还表现在创作中价值取向上的人民立场，把人民作为价值主体，把人民利益作为文学表现的首要的根本的倾向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与人民群众心息相通，才能做到生活到位、情感到位、作品到位，为生产出与当前时代相匹配的大作品奠定良好的基础。
保持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也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之所系，作家应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通过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创作，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在这方面我国当前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是做出了表率的。非典疫情、汶川强震、南方冻雨，农民工、留守儿童、贫困大学生，医患关系、教育改革、生态危机，矿难、拆迁、腐败……当我们的人民面临灾难与困境，在众多的文学样式中，最早和他们站在一起抗争与思考的往往是报告文学。尽管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文学，但报告文学却一步也没有离开过生活的漩涡——报告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它对生活的直接参与，在于它有几分调查就说几分话，在于它始终坚守的时代责任和人民立场。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为了写贫困大学生，一年时间走访几十个单位、300多人，倾听了一批又一批贫困生们的诉说。为了写希望工程，作家黄传会深入到我国十几个省(区)的六七十个国家级贫困县，采访了数以百计的失学儿童和山村教师。文艺工作者应从这些优秀报告文学作家身上学习他们深入人民生活的做法，把满足人民需要作为自己写作的最高责任和使命。
虽然文学创作比起其他任何事情来，更需要个人才情和能力的发挥，但是，文学作品一经发表就是公共文化产品，文学创作从来就是社会的公共事业，而不只是私人的事业。因此，作家在创作时就不能只想到个人，更要想到人民群众——文学作品的广大的读者，想到对他们的满足、肯定、教育、激励和鼓舞，要时刻想到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作品可能会发生的影响。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来自于人民的，是人民意志、人民情感、人民愿望的真切表达。作家柯岩说：“抒情言志，只要作者之志即人民之志，作者之情与人民之情相通，想人民所想，怒人民所怒，从生活出发，运用一切艺术手段，喊出时代的声音，诗，就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而诗人，也就成了人民的亲人。”作家要自觉地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只有他们的诉求才是时代的本质诉求；文艺作品离开人民群众的意志、情感和愿望，就不可能正确地传达时代的要求、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发展趋势。
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与责任既表现在为人民服务上，同时还表现在为人民“服好务”上。怎样才能“服好务”呢？这就要求作家重视“写”的环节，在“写”上下工夫，深入生活是催生精品的必要条件，而真正培育出文学精品还需要作家用心血去浇灌。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在“写”上的用心之专与用力之勤是出了名的，每创作一部作品都精益求精，他惯于在印刷厂的校样上修改原稿或重写，有时竟多达十五六次。他常把一篇作品历次修改的校样订在一起，作为厚礼送给知心朋友保存，他说：“这是我繁重劳动和忍性求精的证据。”这种承担繁重劳动和坚持忍性求精的精神正是文艺工作者创作出艺术精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品质。所以作家既要重视深入生活，从人民的生活中采撷思想，又要重视培养自己的笔力，以极端认真的态度对待写作本身。因为只有“写”的环节做好了，作家的思想、人民的生活才能得到更完美、更艺术的表现，其中所蕴涵的历史内涵和美学价值才能更好地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并转化成为人民的精神力量。
“服好务”还在于文艺作品要对人民群众精神境界的提高有益。优秀的作品往往会打动千千万万的读者，给他们以思想、以力量、以美感。社会主义文艺之所以是人民文艺，就在于它是对人民的历史主体、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地位的充分肯定。这种肯定既是对人民劳动精神的鼓励，是对人民精神需要的满足，也是对人民存在的某些不足和缺点的扬弃与纠正；它不是被动地顺从人民或迁就人民的某些艺术趣味，而是以先进的思想引导人民、教育人民，使人民在社会生活中能够更好地获得其主体地位。这就需要作家对人民群众有一种高度而真诚的责任意识，正如有作家所指出的：“没有对人民极端负责任的思想，就不可能刻苦地深入生活，踏踏实实地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永无止境地学习艺术技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肃认真的责任意识、真诚深入的生活体验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是为人民“服好务”的根本，因为精致的比粗糙的、深刻的比肤浅的、完美的比残缺的能更好地、更高质量地实现服务人民的艺术诉求。(马建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