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是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为顺应人民的愿望，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积极争取和平建国的新局面。但是，国民党无视人民的和平愿望，仗着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背信弃义地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社会又陷入了内战危机之中。
决定劝说国共两党不打内战
美苏联手密谋“雅尔塔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美苏跻身世界两大强国，它们的世界战略及其对华政策，不仅制约着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也决定着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与社会走向。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欧洲战后事务和对日战争问题，会议发表了有关击败法西斯德国的《克里米亚公报》。会议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进行私下会谈，双方达成关于苏联对日作战的秘密协议，征得丘吉尔的同意后，三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雅尔塔协定》。协议规定：苏联同意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并与国民政府缔结一项同盟条约，有关中国的条件是：保证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权益；恢复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苏中共同经管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该协定还满足了苏联提出的维持外蒙古现状的要求。此外，罗斯福、斯大林还对中国战后问题进行商定，决定劝说国共两党不要打内战，要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的统一。这样，罗、斯、丘三巨头已勾勒出战后世界格局的蓝图。
《雅尔塔协定》是美苏两国为实现各自利益，以牺牲中国主权的一次妥协与交易。通过协定，美国确认了苏联所需要的“优越权益”，也承认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形成了美苏共同划分中国势力范围的“雅尔塔格局”。这一格局，在战后长期支配和影响着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协定事关中国主权，完全违反中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可是作为同盟国四强之一的中国却被排除会议之外，事后又对中国政府严格保密。这是少数大国主宰世界、推行强权政治的表现。
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新任总统杜鲁门继续奉行罗斯福所确定的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赞成中国和平统一，只承认和支持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是，美国要实现其对华政策，还必须有赖于苏联的支持，这使苏联在战后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苏联为了谋取在中国和远东的“优越权益”，明确表示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由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美苏两国在对华政策上，既争夺又妥协，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关系。美国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以及美苏在中国问题上达成的妥协，使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变得更加复杂和艰巨。对此，毛泽东1956年9月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指责雅尔塔会议，“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
补白
斯大林害怕坐飞机
二战期间，英、美、苏三巨头总共才见过两回面，但是，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的通信很频繁，两人通信逾千封，2005年出版的《我亲爱的斯大林先生》(My Dear Mr.Stalin)一书公开了其中的300多封，披露了三巨头的恩怨和猜忌。
斯大林很怕坐飞机，1943年11月三巨头在德黑兰首次会晤前，他从未离开过国土。罗斯福于是写信给他，威迫利诱下企图说服斯大林起行。
罗斯福写道，“您飞行600英里（简作“哩”，1英里合1.6093公里），算不了什么，我比您远超10倍。”“如果我们三个人为了那区区几百哩路程就不见面，将来我们的子孙会视此为一出悲剧。”经罗斯福规劝，斯大林终于首肯。
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从埃及首都开罗出发，斯大林则由巴库起飞。这次德黑兰之行，也是斯大林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据书中透露，他的飞机经过伊朗厄尔布尔士山脉上空时，遇上气涡，机身被撞击至摇摆不定。斯大林紧握座位扶手不放，面容恐慌。
三位老人事后均投诉，此行掉了他们半条人命。斯大林耳痛达两周；罗斯福不停咳嗽，病情恶化成为支气管炎；丘吉尔则患上肺炎。
当三巨头计划1945年再作第二次会晤时，斯大林誓死不肯离开苏联。于是，会晤地址选在了黑海边的度假胜地——雅尔塔。 周明杰
“三国四方”各自谋算——
美蒋上下其手
苏联纠结反复 中共针锋相对
遵循“雅尔塔格局”，抗战胜利后，“三国四方”，即美、苏、中（国、共）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各有自己的谋算，由此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角逐。
美国：在雅尔塔会议对苏联的让步，不仅换取了苏联出兵打日本，还达到让苏联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的目的。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而听信于美国的中国，以便遏制苏联和充当用来抗衡亚洲共产主义的主要支柱。为有效地控制中国，美国采取两手策略：一面支持蒋介石玩弄“和谈”，避免内战发生，鼓励国共政治协商，要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以实现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另一面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扶植国民党政府，支持蒋介石垄断对日的受降权，调派军队、飞机和军舰，将远在西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快速运往华南、华东和华北各地，帮助国民党抢占战略要地，为以后争夺东北创造条件。
苏联：切实谋取了战后在中国的优越权益，但不愿意中国成为受美国控制的附庸国，竭力抗衡美国在东方的扩张政策，同时又害怕因支持中国人民革命而卷入美苏战争，尽力寻求同美国妥协。在美国的斡旋下，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的中方代表前往莫斯科，同苏方代表斯大林、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举行会谈。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国民党政府作出了重大让步。8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大连港国际化；同意苏联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中苏两国共同经管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外蒙古的独立等。条约的签订，既换取了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持，也使《雅尔塔协定》中苏联所要求的优越权益以条约的形式公开化、合法化。
国民党：控制着全国政权，在军事力量上占着绝对的优势，加上美国的大力援助和苏联的条约承诺，使其决心用战争手段来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但要实现这种愿望，当时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另一是苏、美、英三国都不赞成中国内战；二是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恢复创伤，发展经济；三是蒋介石内战的准备还没有完成；四是国民党政权是形式上的合法政府，但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专制独裁，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采取两面手法：一面垄断对日受降权，加紧发动内战的准备。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要解放区抗日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要国民党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另一面发动和平攻势，愿意同中共谈判，企图让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以达到兵不血刃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之目的。
中共：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已拥有亿万人民的解放区和百万军队的军事力量，是唯一能与国民党抗衡的政治力量。抗战胜利前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8月10日、11日，连续发出7道命令，要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利用各自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位置，迅即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展开攻势，迫使日伪军投降，并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毛泽东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明确指出：“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抗战胜利后，遵循中共七大的方针，力求通过和平的道路实现社会政治改革，争取和平民主，达到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目标。针对蒋介石的伎俩，中共采取两面策略：一方面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与国民党争夺对日受降权，迫使日伪军向人民军队投降；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内战，响亮地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寻求实现和平民主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