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高拐 （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供图）
编者按：高个子的姚明退役，小个子的张尚武卖艺，一高一矮两位专业运动员的迥异境遇，让原本存有争议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问题，再度引起公众的讨论。
事实上，杂技演员的培养模式与发展轨迹，与专业运动员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同样需要从小就开始接受严苛的专业训练，属于他们的绚烂的“黄金期”同样短暂，高风险的训练与演出让他们同样病痛缠身，上不了舞台的演员同样面临着退役，面临着转型问题。正因如此，许多人不由地担心：杂坛有没有“张尚武”？处于“后黄金期”的杂技演员该如何面对残酷的转型问题？
我们的调查证实了大家的担心。在这一方表面炫目的天地，处于“后黄金期”的杂技演员，许多人的境遇实际上比张尚武好不了多少。他们的个人发展同样面对着艰巨的挑战。如何帮他们渡过难关，如何从制度上做出调整，让他们跨过“后黄金期”的沟壑，顺利实现事业与人生的转型，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的问题。
“青春行当”遭遇转型难
本报记者 侯 丽
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北京市杂技学校）校长张红介绍说，按一般的行业规则，人才的培养周期和使用周期应该是1：3，比如，用8年的时间去培养人才，却可以发挥24年的作用。“但杂技人才不一样，大概是培养8年，使用8年。杂技演员的黄金期是20岁至30岁，年龄太小压不住台，过了30岁身体精力就达不到了。”
人才更新快，杂技行业的退役人才转型问题尖锐地摆在了许多杂技演员的面前。而事实上，由于个人以及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许多杂技演员在转型时遇到了困难。
难题一：文化基础差
据了解，我国目前的杂技艺术专业人才大多是从5至10岁儿童期开始培养，或是从体操等其他技巧行业转行过来。在专业学校学习期间，一般是边学习边训练，也有的是全天训练。在家长、教练的眼里，只要刻苦训练，有了成绩，一生就会有个依靠，就有了“铁饭碗”。而文化课学习虽然还有，但基本上形同虚设。
一位杂技演员感慨到：“与同龄人相比，我们的大部分青春奉献给了杂技事业，文化课学习的时间较少，其他专业技能欠缺，加之年轻时身体积累的伤痛会伴随后半生，不知道以后的工作、学习该怎么办？”
“年龄大了，错过了最佳的文化课学习时间，除了继续在本行业内从事教练或相关后勤工作，我们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一些杂技演员发出呼声：“我不想成为‘身体的废人’之后，再成为‘社会的废人’。”
难题二：经济条件差
文化基础差，制约了杂技人才再就业的空间。而原本不高的经济收入，并没有让杂技演员攒下多少积蓄，这让他们在转型期的生活面临压力。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学校副校长齐志义向记者介绍，他们的学生，毕业后的月收入在1500元至5000元之间。“这是全国甲级杂技团的收入水平。各地因市场状况不同，收入情况也有些差异。比如，上海杂技团市场做得好，杂技演员的收入也比较高；贵州、江西等地的杂技团演员收入相对较低。”
据记者了解，随着各大艺术院团的转企改制，演出机制盘活，演出场次增多，杂技演员的工资一般分为两部分：一是基本工资，二是根据演出场次所得绩效工资。以上数据是月收入的总和，能达到5000元收入的并不多。许多县级、市级杂技团及中小型民营杂技团的演员月基本工资只有几百元的并不鲜见。
难题三：保险公司不接单
对于高风险的杂技行业来说，如果能为杂技演员提供保险，在遭遇病痛，甚至退出舞台之时，能够得到保险赔付，或许能够减轻他们在生活以及再就业方面的压力。然而，目前，很少有保险公司为杂技演员提供保险服务。
据中国平安保险工作人员刘磊介绍，一般的商业保险会对投保人做职业风险评估，分为一至六个等级，职业风险如果属于五级或六级，便很少有保险公司会接单。“杂技演员属于高风险职业，评级为五至六级，一般保险公司是不会接这种保单的。当然，也分具体情况，比如，像姚明那样的知名运动员便是例外，他不但可以轻松投保，还是中国人寿保险的代言人。”
另据北京某律师事务所马律师介绍，杂技演员与杂技团打官司，多为关于工伤的认定问题，一些杂技团虽然给员工买有医疗保险，但如果认定为工伤，医保外的部分应该由杂技团承担，很显然，一些杂技团负担重，或出于各种考虑，不想承担额外的医疗费用。
难题四：改制后转岗问题更突出
目前，许多杂技团已经转企改制，从杂技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便面临严峻的转岗问题，目前，尚没有相应的国家机制来保障演员的再就业和再教育。退役后能当教练毕竟是少数，而且大多数杂技团已经出现了教练饱和的趋势。
张红说，以中国杂技团为例，公司下属的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北京市杂技学校）95级的孩子，已经进团工作许多年，现在正面临着集体转岗的问题。“前段时间听说团里演员有些思想波动，大家在考虑以后就业的问题。改制后，没有了事业单位的身份，作为企业员工，虽然我们会提供一些培训等保障措施，但这的确是个大问题。”
据张红介绍，为了增强演员退出舞台后的就业力，中国杂技团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推出了“星期三工程”，跟对外经贸大学合办了一个杂技演员的远程培训班，平时是网络教育，每周三可以去学校学习，尽量在学历教育上给大家创造机会；二是推出了岗位申报制，男演员28岁，女演员25岁就可以去人力资源部门申报，填写今后希望从事的职业方向，比如教练、化装、服装、灯光、编导、会计等，团里有针对性地做定向职业培训。
张红举了个例子：“有位男演员特别喜欢摄影，我们就有针对性地对他进行培训，并且让他在演出之余去团里的资料室帮忙，接触些摄影和摄像方面的工作，日后他离开舞台后，便会很顺利地转入新的岗位。”
然而，岗位毕竟有限，有实力的杂技团可以做到转岗培训，大多数杂技团却仍然面临着转岗的严峻形势。尤其对于已经转企的杂技团，演员年龄稍大后，因为没有了以前事业单位的“铁饭碗”，焦虑情绪比较普遍。
“高收入”顶不过高风险
本报记者 侯 丽
高危的职业
许多人在北京朝阳剧场看过四川省德阳杂技团演出的节目《飞翔》，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死亡轮”，两个巨大的机械镂空金属圆轮在高空旋转，演员在轮内、轮外疾走，最惊险的时刻是演员用布蒙住双眼，在无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的前提下，随着轮子的旋转，在圆轮外侧行走。看得人心惊肉跳。
完成这组惊险动作的演员是德阳杂技团的董强，一个年仅24岁的小伙子，却有着十分丰富的舞台经验。“这个节目的确非常危险，即使在训练过程中，轮外行走也没有任何保障措施，如果不慎高空摔下，侥幸不死，也会重伤。”最初，有几位演员一起训练，但有人受伤，有人退出，最终只有他和另一位搭档坚持了下来。
董强说，在北京的演出，每天两场，加上基本工资，月收入5000元左右，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这位8岁进团的骨干演员略有忧虑：“等年龄大了无法登台时，估计只能做教练。在团里时只读完了小学课程，后来的初中课程都是自学的，不知道离开舞台还能做什么。”
“大奖得主”的忧伤
王明新（化名）是辽宁省某杂技团的演员。1998年，在艺术学校接受了6年专业杂技教育后，他和50多名同学一起集体签约了这家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杂技团，成为“非编制内”人员。彼时，因为演出场所被征用、训练场地被动迁，加上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王明新所在的杂技团陷入困境。他每月只能拿到几百元的基本工资。
此后的几年里，随着市场环境逐渐好转，杂技团的经营状况有了起色。2008年，走出困境的杂技团收入达几千万元。在此过程中，王明新团队拿到了国内外许多大奖。
好景似乎并不长。2009年初，刚刚从业满十年的王明新在一次演出时，忽然感觉手腕疼痛，经医院诊断为陈旧性骨折。这让他的演出生涯受到了严重影响。在交涉过程中，王明新感到，“团里对演员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并不太在意”。
受伤后的王明新担任演出领队的工作。同样是这一年，他带领小队赴瑞典演出期间的一件事，尤其让他心寒：因舞台不符合安全要求，王明新他们这个小队没完全按照团里要求演出，并且在跟国外承办商沟通时发生了不愉快，这影响了团里的演出收益。团里要求王明新辞职，并赔偿“违约金10万元、连带损失40万元”等共计60余万元。
王明新说：“瑞典演出时，责任不在我们，是因为对方不接受我们提出的舞台安全整改方案。舞台地板平整是表演的基础，否则，女演员无法立起足尖表演；在做双人技巧时，因底座演员无法往下看，必须盯住上方的搭档，如果舞台不平整或有接缝，底座在找平衡移动时会因摔倒而受伤。”他激动地说：“作为领队，我有责任保护演员的安全。如果团里因为我们没有在危险的舞台上演出而受到经济损失，要求我们辞职、赔偿，那就太不近人情了。”
“病痛缠身”是常态
来自北京市杂技家协会2005年的统计数据称，全国大约有4万名杂技演员，其中，北京有上千人。而这并不包括数量众多的民间杂技团体，如果加上后者，业内人士估计，杂技演员的数量应该高达数十万。
对于杂技演员来说，身上的淤青、红肿和血痕早已是家常便饭。一些教练在训练时往往不顾科学规律，长期高难度、高体能的训练及高空表演往往让杂技演员的身体遭受各种内伤、外伤的折磨。而现在许多杂技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在演出时很少采取人防之外的安全措施，这甚至让杂技演员面临生命危险。
业内人士称，几乎每个杂技团都有过死亡事故，重伤也不少见，但多数杂技团不会公布，只是私下处理。所以，“没人知道全国杂技团每年在训练和演出中的确切伤亡数据。”一位业内人士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