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不能把孙中山当成抽象的政治符号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初，我已经开始思考“中国史学寻找自己”的问题。1993年6月，我在日本京都大学演讲时，又提出孙中山研究也有“寻找自己”的问题。所谓“寻找”，有三重含义：（1）寻找真实的孙中山；（2）寻找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风格；（3）寻找对孙中山新的理解。孙中山在1913年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后，已被树立为至高无上的偶像。但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因此，必须用适合研究人的方法来进行探讨，不能满足于以既往惯用的简单公式来推演。

　　现今已进入“读图时代”，孙中山的许多老照片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把孙中山还原成“活生生的人”。但是很遗憾，不仅是摄影师、新闻发布编辑，甚至连他本人都太政治化了。我很尊重孙中山，但看了大量照片都是过于严肃，充满忧国忧民的焦虑，似乎总是承受着无穷无尽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我觉得这些照片好像缺少一点什么，但又苦于讲不清楚。直到今年年初，在香港孙中山纪念馆看到一张家藏照片——作为父亲的孙先生两臂伸开，拥抱着两个花季女孩，嘴唇微张，笑容满面，而且笑得那么甜蜜，仿佛已经忘记一切，全部生命都在这一刹那沉浸在父女温馨的幸福感之中。此后，我终于找到自己一直都在寻找的东西，那就是潜藏在伟人心灵深处的真实人性。

　　我认为，孙中山并非十全十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有重要贡献，也有不少错误，甚至有过严重过失。比较明显的是他始终坚持海外少数志士潜入沿海城镇举义，这种“输入式”的僵化模式，终于在1911年春黄花岗起义中宣告失败，起义军全军覆没，精英伤亡殆尽，此乃极大战略错误。再则，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已呈分裂态势，孙中山自控南洋支部，光复会重新独树一帜，长江中下游革命骨干另立中部同盟会，原有同盟会总部形同虚设，凡此种种，孙中山不是没有自己的过失，作为领袖人物，至少是处理失当。民国肇建以后直至护法战争，孙中山也不是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如果因此就断言孙中山“一无是处”，我却期期以为不可。我们总是说，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其失败实为必然。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毕竟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应该说前者就是后者的继续。显而易见，“五四”时期宣称的“民主”与“科学”两大课题，辛亥革命时期不仅早已提出，而且还进行过热烈广泛的讨论，实际上已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必要铺垫，也为新一轮伟大思想解放潮流开启了闸门。评价伟大历史人物，主要应客观考察他比前人多做了哪些工作，对社会进步有多少推动；而不是专门挑剔他比后人少做了哪些工作，比现今有哪些不足。我历来提倡：治史必须“设身处地”，然后才谈得上“知人论世”。

　　甚至展望未来百年，面临国际国内诸多新的严峻问题，我们也还可以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遗产中取得借鉴并汲取智慧。譬如，应对全球化的汹涌浪潮，孙中山早就未雨绸缪。他在晚年极其关心未来世局的变化，如“王道”、“霸道”的抉择，“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联，孙中山从来都是“知行合一”，他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最后的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也就是把自己的民族解放扩大为实现整个人类解放的世界主义。我在世界各地鉴赏他遗留的题词时发现，好多都是“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孙中山既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政治领袖，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其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堪为后世楷模。

　　关于对孙中山的评价，不仅他在世时已有许多不同评价，即使在身后也褒贬不一。从来都不大喜欢孙中山的张謇，倒是说了几句可以为多数人接受的公道话。1925年，他在南通追悼孙中山大会上说：“若孙中山者，我总认为在历史上确有纪念之价值。其个人不贪财聚蓄，不自讳短处，亦确可以矜式人民。今中山死矣，其功其过，我国人以地方感受观念之别，大抵绝不能同。然能举非常大事人，苟非圣贤而贤哲为之左右，必有功过互见之处。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护其短，勿恨其过而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

　　正如永远也编不全《孙中山全集》一样，恐怕仅就如何评价问题，也永远说不完孙中山。历史本来就是如此复杂，史学因此才呈现绵长。张謇不是历史学家，但其“知人论世”并不逊于历史学家。谨将这位企业家的建言，奉献给现今正在纪念辛亥百年的国人！

    章开沅（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