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回顾
图为：刘醒龙代表作品。
湖北日报讯 记者龚雪
人物名片：刘醒龙，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芳草》杂志社总编辑。1998年，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11年，长篇小说《天行者》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是我省唯一成就文学“双冠”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政治课》、《弥天》、《天行者》，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出版《刘醒龙文集》、《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刘醒龙卷》等多卷本小说集。中篇小说《凤凰琴》和《秋风醉了》被改编为电影《凤凰琴》和《背靠背脸对脸》。长篇小说《爱到永远》被改编成大型舞剧《山水谣》。有多部小说在英语、法语、日语和韩语地区翻译出版。
刘醒龙祖籍团风县张家寨村，出生在黄冈市。刚满一周岁时，随家人搬迁至大别山腹地的英山县石头嘴镇。儿时的经历，让刘醒龙得大江大水之滨的灵秀俊美，又深谙崇山峻岭的傲岸风骨。
1960年秋天，才四岁半的刘醒龙入学。随后8年间，随着父亲工作调动辗转于各个乡镇小学。少年时期的漂泊无定，不断变换的小镇与村落，增加了刘醒龙深厚的生活积淀，也为后来迈向文学殿堂之路铺下坚实的生活基石。他幽默地说：“我的灵魂与血肉是团风给的，而思想与智慧是在英山丰富的。”
14岁时，从小向往军营的刘醒龙参加了当年冬季征兵，因为是城镇户口而成了一场空欢喜。此时，英山县几家工厂招工，家人替他报了名。次年元月，刘醒龙成为县阀门厂的一名工人。
受益于当时活跃的业余文艺创作氛围，刘醒龙逐渐显露出文学才华。1984年4月，小说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发表于《安徽文学》。几个月后，刘醒龙借调至县文化馆，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之路。
而后，刘醒龙创作了《大别山之迷》系列小说，深刻表现近代大别山山区民间的生活状态，引起省内文学界关注，并将这些小说称为我省最早的先锋小说代表作。
在长达33年的乡土生活后，刘醒龙正式调入黄冈市群众艺术馆工作。“人一旦离乡村远了，心灵就会离乡土更近。”远与近的关系，也催生了刘醒龙创作风格的变化。
1992年，《青年文学》陆续刊载刘醒龙的中篇小说《村支书》、《凤凰琴》，备受全国关注。著名评论家冯牧称这些作品为“新现实主义”。这一年也被文坛命名为中国文学的“刘醒龙年”。
处于创作旺盛时期的他，又进入武汉市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后者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分享艰难》一方面真实深刻地反映20世纪末社会转型期间的艰难世事和尖锐矛盾，另一方面强烈表现要与人民大众分享艰难的时代情绪和人文关怀。面对生活的窘困和精神压抑，刘醒龙用小说给读者带来精神的抚慰和希冀，给生活带来暖意和浪漫，他的作品因此“赢得众多普通公民的信任”。
刘醒龙作品善于从普通人群中寻找人性的闪光点，推举平民中的英雄，塑造平凡中显伟大的形象。如《凤凰琴》中用生命和灵魂坚守启蒙教育的民办教师余校长；《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甘为百姓免灾除祸的村干部石得宝；《农民作家》中不计较欺骗和利用，归隐清贫朴素生活的孙仲望。
《凤凰琴》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对民办教师的关注，不断有读者来信表达感动钦佩之情，希望能看到续集。
1999年后，正值创作高峰的刘醒龙停止了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中篇小说创作。潜心创作百万字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其文笔酣畅绵密、情节细腻圆转，描绘社会万象、雕琢人性百态，尤见作家的文字功底。
刘醒龙坦言该部小说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在6年创作时间中，数易其稿，曾写垮三台电脑。小说通过在小镇“圣天门”发生的一系列故事，透过一些小人物的命运经历，折射革命变迁对普通人人性的探索和发掘。
该部小说一经面市，引起文学评论界巨大反响，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黄曼君评价：“《圣天门口》恢复了自五四以后就逐渐在文学中消失了的科学精神。”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炯认为《圣天门口》是“民族文化的精品，堪比《白鹿原》，有史诗性气象”；著名评论家何西来认为“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里程碑式著作”。
曾经拍摄过《士兵突击》和《我的团长我的团》等热门电视剧的华谊兄弟影视集团，也看中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已于去年6月在横店开机。该剧由曾拍摄《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著名导演张黎执导，他说：“《圣天门口》我第一次看就非常喜欢，剧本中每个人物形象都很饱满，充满可看性。”“影视是影视人自己的事，于我而言小说才是最重要的。”刘醒龙说。
长篇小说处女作《威风凛凛》入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百万字三卷本《圣天门口》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但止步于最后关头。到《天行者》，刘醒龙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我省唯一荣获“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两项最高文学桂冠的“双冠军”。
获奖后的刘醒龙在谈到《天行者》时，情不自禁地感叹：“谁都想成为伟大的人物，但是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包括我自己。我现在还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只想做一些能体现灵魂并不卑微的事情。”
刘醒龙一直认为小说应该是优雅和高贵的，但他的为人却是朴素的。朴素的刘醒龙不管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有多少闪亮的头衔，总是执著、谦逊地行走于他的文学世界中，在黑色的土地上，把心交给那些承受苦难、抗拒苦难的人们，以坚硬的抗争和如水的柔情给读者以深深地感动。
铭记灰色生活中的民间英雄
——与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面对面
图为：刘醒龙在新疆采风。
湖北日报讯 记者龚雪
20日，备受瞩目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我省作家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榜上有名，成为荆楚文化沃土孕育的又一朵璀璨奇葩。
当天，刘醒龙接受记者专访时，聊得最多的是该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历程、文学风格和文化底蕴。
1992年，刘醒龙曾因《凤凰琴》，让多年在山乡村落默默奉献的民办教师引起社会关注。无数读者为之感动，黯然落泪。时隔七年后，刘醒龙去贵阳采风，一位甘肃的同行者说，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将《凤凰琴》奉为“经书”，人手一册。
2008年5月，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刘醒龙读到一则报道：在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也是一位民办教师，她因调动困难无法与在县城的丈夫团聚，夫妻俩一直靠阅读《凤凰琴》慰藉心灵，熬过长达十几年的分居岁月。好不容易盼来团聚，樊晓霞调入映秀小学后的第12天，就被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因为这一连串的事件，刘醒龙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开始创作《天行者》。他说，1992年我创作中篇小说《凤凰琴》时，是因为被民办教师默默无闻的善举感动。事隔十几年，当我完成《天行者》时，发现内心充满感恩：“如果没有那些水平不高的乡村老师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文化沙漠。”
从中篇《凤凰琴》到长篇《天行者》，不仅是对民办教师关注的延续，也是创作上质的飞跃：“中篇小说能将生命中的某个时刻的状态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而对长篇小说的创作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刘醒龙说：“《凤凰琴》表现的是对生活的感动，而《天行者》表现的是对历史的沉思。”
谈到两者创作风格，刘醒龙说：“前者是以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契合天荒地老的乡村实况，后者则开始展现生命的厚度、命运的荒诞，剖析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和生存状态 。”
长篇小说《天行者》以民办教师经历的三次转正为主线，通过凤凰琴、雪笛、天行者三部分展开叙述，“三次转正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人物命运一次比一次更让人疼痛”。刘醒龙感慨道，“半辈子都在盼望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
刘醒龙坦言，在《天行者》的众多人物中，最喜欢叶碧秋的那位“苕妈”，因为“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苕妈就是大智若愚的化身。
刘醒龙认为，小说聚焦卑微的民办教师群体，不仅是为了促进解决这个行业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表现出来的伟大意义。”
“我们常常只记得最后引导我们走向成功的名师，却忘了当初教我们唱第一首歌、认第一个字、教我们人生最浅显道理的人，假如连这些基本的启蒙者都没有，国家的集体愚昧该有多严重？经济想起飞，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敏于生活、沉于思考，作家刘醒龙再次向记者展示出他的这种生活常态。
中国当代小说的佳作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谈《天行者》
湖北日报讯 记者龚雪
昨日，记者电话连线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於可训、叶梅、阎晶明，三位文坛名家一致推崇刘醒龙的《天行者》。
武汉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於可训说，长篇小说《天行者》是前期中篇小说《凤凰琴》的延续，但不是简单的续写，而是对民办教师群体全景式、深入的描绘和剖析。身处社会底层的民办老师待遇卑微、生存恶劣，可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仍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乡村启蒙教育，精神难能可贵。作家刘醒龙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题材，创作了中国当代文坛近十年来难得一见的佳作，这也是刘醒龙诸多文学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著名作家叶梅认为，刘醒龙的《天行者》，以贴近大地的姿态关注民生、关注底层，关注平凡人物高贵的情感和执著的坚守，读了又读，总有动人之处。这篇作品体现了当代文学的雄厚和积淀，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
著名文学批评家阎晶明说，民办老师是不应该被遗忘的群体，他们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发挥了难得的作用。作为一位长期关注农村题材的作家，刘醒龙具有较强的题材挖掘能力。小说中描写了为乡村教育的改变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民办教师，这是一种飞蛾扑火的悲壮精神，他们是真正的民间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