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态势
周 瓒
“女性意识”新的自觉
新世纪以来，“女性诗歌”似乎不再明确地被理解为一种写作思潮或流派，这一方面是因为流派、群体意义上的女性写作现象并不多见；另一方面，采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方法而对女诗人的写作所进行的阅读与评论也未得到深化，女性诗歌研究相对薄弱。但是在实际上，女性诗歌的现状亟需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诗歌批评，以借此澄清女性诗歌中的女性意识、女性想象与女性的社会关怀，肯定女诗人们的创造力；同时，还要借助它不断地与那些试图把女诗人的写作进一步孤立起来并视之为次等写作的父权制观念进行斗争。
不过，较之于相对薄弱的批评与研究，甚至较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诗歌，新世纪以来的女诗人更加自觉、更加自信，也更积极地投入诗歌写作，她们不仅是因有闲暇而从事写作的女性，而且还是西蒙娜·波伏娃意义上的“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的，视文学为“一种使命”的写作者，她们想要“达到创造力的最高水平”，并“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西蒙娜·波伏娃：《妇女与创造力》，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003年，翟永明、周瓒、鲁西西、穆青、宇向和沈木槿等人曾经在当年的《扬子江诗刊》第6期发表了题为《诗歌中的女性意识》的对话，结合各自的写作经验，对女性诗歌中最常被提到的“女性意识”进行了非常认真与自觉的思考。比如翟永明就指出：“当一位男诗人称赞女诗人写得好的时候，就说她超越了女诗人的范畴。这些意思都透着表现女性意识的诗歌是次等的诗歌，不像男人的诗就不是好诗。如果女诗人因为这样的称赞沾沾自喜，恐怕是并未真正理解‘女性意识’的实质”。而宇向等人却认为：“我个人理解的‘女性意识’更多的是在个人写作之外，也许可以这样说：是与个人写作紧密相连的一种关注女性命运和反思男权话语的‘意识’”(宇向)；“身为女诗人，意味着她拥有着‘男诗人’所可能理解但很可能无法感知和表达的女性意识、女性经验”(沈木槿)；“每个女性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极而言之，可以说没有什么本质化普遍化的‘女性意识’，重要的是每个诗人都要对性别问题保持敏感”(穆青)……从性别身份和立场的角度，女诗人们还提出“双性的话语”、“‘中性’的诗质”和重视两性间的相互“影响”等说法。这次讨论是来自女诗人群体自身对于女性诗歌的反思与构建，关注女性命运、反思男权话语、肯定女性创造力、挖掘女性经验、探悉性别差异、反对性别本质论等等，这都是她们也是女性诗歌在新世纪为我们所提供的多样化的写作抱负。
而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中，新世纪以来，正如美国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所说的：“写一首诗、刻画一个人物或描写一个动作都需将现实进行一个想象丰富的转换，但这种转换绝非消极的。这就需要心灵的自由——就像滑翔机飞行员一样自由地踏进你思想的激流，你知道你的动作将延续，你的注意力不会突然转移。此外，如果想象是为了超越和转换经历，那么它必须对也是你自己的现实生活提出质疑、挑战，考虑到其他的可能性。你必须能灵活运用这样一个概念：即白天也许是黑夜，爱也许是恨；想象力可以将任何东西变成其对立面，或赋予它另一个名称。因为写作即重新命名”(引自《当我们彻底觉醒的时候：回顾之作》，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沿着“质疑”和“挑战”自己的“现实生活”，并且积极地去思考与探寻其他的“可能性”之路，女诗人们的写作既体现出很多共性，也必然是风格多样，声音各别。
“写作即重新命名”
无论从女诗人群体的构成、写作抱负还是从风格的多样性角度看，新世纪以来的女性诗歌均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总体面貌。不同诗人群落、刊物和网络论坛上都活跃着女诗人们的身影。女诗人、女性诗歌的出版物也相应增多。女性诗歌群体包括围绕《女子诗报年鉴》(1988年迄今，四川——广东)的诗人群、女性诗刊《翼》诗人群(1998年迄今，北京)以及“女书诗社”(2007-2010年，后更名为“桃诗社”)(四川)等。以女性诗歌为主体的出版物有：民间诗歌刊物《诗歌与人》主持人黄礼孩先后与女诗人江涛合编出版的《2002中国女性诗歌大扫描》《中国女诗人访谈录》《2004最受读者欢迎的十位女诗人》《2005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诗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等；晓音主持的《女子诗报年鉴》自2003年以来，共出版七卷。另有《狂想的旅程：新女性新诗歌》(黄礼孩主编，海天出版社2002年)、《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诗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等女诗人诗歌选本。新世纪以来，相当一部分女诗人如翟永明、王小妮、蓝蓝、小安、郑小琼、杜涯、周瓒、鲁西西、马莉、吕约、倪湛舸、池凌云、李小洛、李成恩等都出版了个人诗集，但相比较上世纪90年代有两套女性诗歌丛书出版的盛况，近年女诗人们不被作为群体亮相的方式获得展示的现实，大概也说明女性诗歌群体意识的削弱。尽管如此，大致可以估计，新世纪十年中活跃的女诗人总数超过了20世纪后半叶(亦即当代文学50年)的女诗人的总数。
“写作即重新命名”，艾德里安娜·里奇的这个说法中包含着一种修正的批评视角，尤其应该成为女性诗歌自身反思的基础。换言之，有着自觉的性别意识的女性诗歌本身必须带有批评意识。这多少与从事写作的女性的处境有关。要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要有与“整个世界抗辩”的勇气、耐心与毅力，要使女性主义这“最漫长的革命”取得成果，就必须拥有直面自我的真诚与深入现实的眼界。这可以从具体的写作案例中观察到。《中国诗人》2003年第一期以推介女性诗刊《翼》为专题，发表了阿芒、尹丽川、唐丹鸿、翟永明、曹疏影、蓝蓝、燕窝、童蔚、千叶、周瓒、莱耳、宇向等12位女诗人的作品。既有如翟永明的《马克白夫人》《雏妓》那样尖锐地关注女性生存现实的叙述，也有如蓝蓝《自波德莱尔以来……》《伏羲陵前》的对存在沉思式的片段。燕窝的《圣保罗的蝴蝶花》《穿越阳光下的大街小巷》，以幻想使日常生活变形为一种带有尖锐穿透力的超现实景观；童蔚在《最初》中，延续了她诗歌语言简练、准确的特点，而在诗歌的境界方面则日趋开阔；唐丹鸿和尹丽川，一个激情四射，一个冷峭锐利，但都一样具有某种极端性；千叶和莱耳，一个诗行显露出紧迫，一个则表现得舒缓。台湾诗人阿芒对于词语音乐性的把握，使她的诗有一种急促而柔韧的张力；更年轻些的诗人，曹疏影和宇向，则以自己的声音找到各自对经验的贴近方式。
2005年由黄礼孩、江涛主编出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是观察女性诗歌反思特征的另一个例子。在性别身份之外，如果一位女诗人还拥有作为她感受世界、理解生活，也影响其语言的民族身份，那么，这一身份也会使她们的诗歌面貌呈现出另一种形态。《诗歌与人》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选录了来自14个民族32位女诗人的作品，包括诗歌、随笔、访谈以及有关评论等等。这些女诗人的作品承载着各自民族的历史、宗教和语言、文化记忆，细加考察，读者甚至可以从诗歌体式的选择和诗歌风格的尝试上，清晰地分辨出诗人的民族背景。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出身的民族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有着强烈的兴趣的诗人，往往通过写作带有叙事性(史诗特征)的长诗，来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
讨论新世纪以来的女性诗歌，互联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空间和语境。网络既为写作中的女诗人提供了发布作品、批评交流的平台，也为女性诗歌的传播与影响、为女诗人相互之间的写作砥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网络使中国诗歌场域变得丰富且复杂。主流文学、民间诗歌刊物和网上的诗歌群体(带有同仁刊物色彩的网站)共同构成了相互交叉和渗透的生态场。女性诗歌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2年5月，“翼·女性诗歌论坛”作为友情论坛在“诗生活网”开通，同时，诗生活网还为纸刊的《翼》做了网上刊物。复刊后的《女子诗报》也于2002年6月在互联网的“千秋文学”网站开设“女子诗报”论坛。互联网技术更新快，信息空间利用的新方式的不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上诗歌写作的交流。或许，我可以把进入互联网空间的女性诗歌视为女性诗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阶段。在互联网时代，全球语境中以汉语写作的女诗人们可以通过论坛、博客、豆瓣、微博等交流平台，随时随地沟通、批评，互联网也缔造了男性批评视点下的“新红颜写作”。
“期待是绝对必要的”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西蒙娜·波伏娃在日本访问时发表过一篇演讲，主题是关于女性与创造力的。波伏娃从这样的发问开始：“纵观历史，显而易见的是妇女在各个领域里的成就——政治、艺术、哲学等等——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讲，都不及男人们的成就大。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说，这个观察与发问迄今仍然有效。而波伏娃以文学为例，讨论了从事写作的女性们的处境并回答了她自己的提问。现代以来，受教育的女性中从事写作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她们中有不少人都写得不错，然而，为什么伟大的女作家依然很少？波伏娃尖锐地指出：“只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干而从事写作的妇女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的”，因为“写作是一种使命，它是对一种呼唤的回答，而这个呼唤通常是在一个人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但是，现实社会对于女性的期许从来就是不利于使她成长为一名作家的。虽然女性大多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边缘，她们只通过自己的私生活，通过男人们，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和这个世界保持接触，并且“她们比男人们有更多的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她们习惯于做旁观者，而这对于任何一个想写作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有利的位置”，但是，她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更多地认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母亲——一个相对的、附属的存在，缺乏抱负，缺乏与现实的论战与抗争，而创造力的源泉就存在于与现实的论战与抗争之中。
充分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能不无同情地体会那被冠之以“新红颜写作”的女诗人们的尴尬处境。据称，“新红颜写作”是第一次对女性诗歌进行命名，概念的提出者李少君认为，这几年出现了许多诗歌个人博客，女性诗人的职业与身份也越来越多样化，她们大体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素养，职业比较稳定，也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很多人在开博客写诗时，还很喜欢贴照片展示形象，真正地实现了“诗与人合一”。这种诗歌写作不妨称作“新红颜写作”，一种产生于网络时代的与以往女性诗歌写作有所不同的现象。虽然我不反感对女诗人们善意的鼓励与批评性的支持，但是，简单地以网络空间概括女诗人群体，以波伏娃意义上的有闲的女性从事写作来命名女性诗歌，实际上，距离有抱负的、意识到创造力要求的女性诗歌写作相距甚远。网络时代需要警惕的，是写作尤其是女性写作被再次孤立为凝视的客体，成为无关乎更新写作活力的文化消费话语。
虽然网络为女诗人们提供了自己的阵地，有了网上讨论、交流的便利，女诗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女诗人出版诗集、获得关注与批评研究的状况其实并无多大改善。人们仍然只能在每年3月份的期刊上看到女诗人专辑，其他处境下，女诗人还只是花瓶与点缀。然而，对这种孤立女性诗歌的状况的批评并不能仅停留在向一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与出版发行体制寻求女性的空间这样一种讨公道的方式上，在我看来，女诗人们可能需要更自觉也更有准备地单独面对世界，把自己主体化为写作者，思考一切连接自我与世界的问题，不断挑战随时可能固定化的自我。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需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近年的女性诗歌写作，此即个人写作意义上的女性写作进而形成的新的女性诗歌群体力量。总之，借用法国女性主义作家、批评家艾伦娜·西苏的话说，“期待是绝对必要的”。
■主持人的话
在我的印象中，作为一种在上世纪90年代非常活跃和引人注目的文学潮流，女性主义写作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已经泛化为大量个人化的非潮流意义上的写作。特别是在诗歌领域，一方面，翟永明等当年女性主义诗人的女性意识在发生变化，对这种变化，批评界和研究者们不仅不太注意，更未作为潮流性的动向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由于传播方式特别是网络传播的空前丰富与发达，一批又一批的女性作者加入诗歌界，使我们的女性诗人阵容庞大，人数前所未有地众多，因此而产生的种种现象，迫切需要集中的关注与研究。作为一位知名的女性主义诗人和女性诗歌的批评家与研究者，周瓒对新世纪中国的女性诗歌从“女性意识”新的自觉、女性诗歌的主要动向及女性诗歌的问题与可能等几个方面，及时地作了深入思考，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意义。诚如周瓒所引艾伦娜·西苏所说的——“期待是绝对必要的”，无论是对未来的女性诗歌，还是对于未来女性诗歌的批评与研究，我们都怀有深切的期待。
——特约主持人何言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