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国庆节时学院门前
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在一起。
如今的外交学院
无论是在千军万马中指挥若定，还是在折冲樽俎的外交场合潇洒自如，陈毅元帅示人的是军事家的胆略和外交家的风采，其实他还是外交学院的老院长，笔者作为一名普通学生以最“底层”的视角展示了一代伟人的别样情怀。
今年8月26日是陈毅元帅诞辰110周年。陈毅是外交学院的老院长，我作为他的学生、晚辈写了这篇小文来深深地缅怀他。
我是1961年9月从成都市第14中学考入外交学院的。10月中旬的一天，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代表外交部党委来学院宣布陈毅外长兼外交学院院长，不久人民日报也刊登了这一消息。任命的意义在于加强外交学院的工作，更好地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
外交学院的前身是1950年吴玉章任校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登上国际外交舞台，为了适应外交工作的需要，在1955年9月成立了外交学院，周总理题写了院名。
学生每年只劳动一个月
外交学院成立之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对学院办学作了不少指示，1957年夏周总理亲自到校对学院师生员工作了报告，讲了党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以及国际形势。陈毅同志兼院长之后多次到学校作报告，多次听取学校领导的汇报。1962年7月，在他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前夕，曾到校作了一次长篇报告，讲了三个多小时。他首先给全体师生讲了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然后重点讲了学校应如何培养学生的问题。他鼓励同学们要努力学习。他说：“学生就是要学习的，不学习就不叫学生了。要少看电影看戏，要像达摩祖师那样面壁三年，要静下心学习。”他还说：“搞外交的不学好外语怎么行呢？在日内瓦开会，我们的翻译水平很高，不但翻译得准确，而且连双方的语气和情绪都翻出来了。好的翻译就像快刀斩乱麻那样利索，使人感到痛快；不好的翻译就像钝刀割肉，半天割不下来。学校不要出废品，否则就是浪费国家的公粮。”1956年入学的那批同学由于参加劳动太多，耽误了许多学习时间，参加工作后不能胜任，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同志知道这件事后，严肃地指出要抓紧外语的学习。陈毅同志甚至提出了“抗议”和“严重警告”，并作出了应届毕业生大部分留校，再学一年外语的决定。
陈毅同志就当时学校谈论最多的红与专的问题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一个飞行员政治觉悟很高，立场也很坚定，但一起飞就被打下来；另一个飞行员技术很精，飞得很好，但一起飞就往台湾跑。这两种飞行员我们都不需要。”他的讲话深入浅出，对同学们启发很大。
过去，大家怕走白专道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政治学习和生产劳动上，以为这就是红。陈老总的话给大家解开了思想疙瘩。
在报告中，陈老总还就当时同学们参加过多的生产劳动提出了批评。他说：“我办的是外交学院，是培养外交外事人才的……”在他的关怀和教育下，学校对同学们的学习抓得很紧，规定每年只劳动一个月，也就是一学期半个月。高年级的学生就不参加劳动了。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到处都有朗朗的读书声，形成了大讲学习的好风气。同学们努力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外交人才，到1995年外交学院成立四十周年时，已经培养了二百多位大使，七百多位司局级干部和参赞。现任国务委员的戴秉国、前国务院外办班主任刘华秋等都是当年的青年学子。
陈老总在手电下看大字报
1966年6月 “文革”开始后。陈老总反对“全面内战，打倒一切”。1966年8月上旬的一天晚上，陈老总轻车简从到了外交学院调研，他一下车径直来到学院主楼北边的墙上看大字报，同学们打着手电筒让他看。之后，他到了我们的宿舍坐在我的床铺上和我们聊天。这时中央外事政治部副主任王屏将军也赶来了，他说：“陈老总啊！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陈老总说：“没关系，大家一起看大字报，了解一下情况嘛！”当时，我用四川话向陈老总提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学校编的《法汉外交字典》中讲你是1905年出生的。”陈老总也用四川话回答说：“你们把我估计过高了，我是闹义和团那年生的。”在宿舍聊完天后，陈老总到了礼堂与全体师生员工见面。他介绍了“文革”情况，同时也讲了国际形势。随后他还同我们少数学生到学校操场继续交谈。我们请他介绍当时大家想了解的所谓“彭、陆、罗、杨反党集团”的事。他只是简单地讲了一些情况。
1971年1月6日陈老总不幸在京去世。1月11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陈毅同志追悼大会。我作为军队的一员参加了追悼会。八宝山礼堂的小广场上站立着两个方队，一个是外交部的方队；另一个则是军队的方队。那一天，天气很冷，我们站在外面等候，叶剑英元帅主持追悼会，周总理致悼词，周总理的悼词使大家都非常悲痛，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毛主席也出席了追悼会。当我们排队进到礼堂时，领导人已经离去，我们向陈老总的家人握手表示慰问。
拜见陈老总的父亲
“文革”后不久，红卫兵进行了大串联。我利用这个机会回到成都老家。成都是陈毅同志青少年生活过的地方，解放后，有关方面为陈毅的父母找了一所院落。这个院落离我的住家很近，位于西城祠堂街“四川电影院”的背后一半节巷内，所谓半节巷，就是北京胡同中的死胡同。
1966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和老乡袁俊林一起去拜望陈毅的父亲陈昌礼。我们按了大门口的电铃，之后出来一位中年妇女，她问我们干什么的？我们回答说：“我们是外交学院的学生，陈老总是我们的院长，特来拜见陈老总的父亲。”我们成都人都知道那时陈老总的父亲还健在，母亲黄培善也刚去世不久。听了我们的回答后，她将我们带到堂屋。川西平原的民居中间是堂屋，是聚会和接待客人的地方。两旁是卧室，堂屋后面是一个小天井，旁边还有一间卧室，另一间则是厨房。院子不大，种了几棵树。我们入座后，这位中年妇女到堂屋后面将陈老总的父亲搀出来。老人家穿了一件长衫，由于年事已高，背有些驼，留着山羊胡子。我们告诉他，我们是陈老总的学生又是小老乡专门到家里拜望您老人家。由于年纪太大，他没有和我们交谈。过了一会儿，为不影响他休息，我们就告辞了。那位中年妇女是陈老总的亲戚，是专门照顾老人的。
陈毅元帅离开我们四十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坦荡胸怀一直激励着我。 王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