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越 实习生 雷林
那年那月的你，被老师点起背诵课文，倒扣在桌面上的书里掖着折角，还有你临时抱佛脚添上的疑难字注音。全班同学跟着你的背诵翻到下一页，你却想不起下一页上写的是啥，同桌的羊角辫女生轻声提示了两个字，你没听清楚，还是卡壳。那窘迫与燥闷至今难忘。
那年那月的你，期末考试最后一门结束，书包倒空，“鲁郭巴老曹”和“唐宋八大家”，俱往矣！亭子间书架底下一塞，或者干脆找弄堂里收废品的老头过来秤分量，卖得几角钱换小人书看。
刚刚闭幕的上海书展上，带着儿女的你，不经意路过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柜台，余光扫过，记忆闪亮，那不是那年那月的语文课本？！只是它们那么新，那么整洁，就像从来不曾使用过，就像儿时的自己在新学期开学时从老师手里领来的模样……
“孤本”教材，出版社也只保存了一两套
“哎哟喂，这不是我以前用过的书嘛！”
“儿子快看，这是妈妈以前读的课本！”
“真可惜啊，我以前的课本都扔掉了，蛮好留下来的！”
书展一周，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都在这里驻足，找到了自己童年的回忆。惊喜交加、、爱不释手、拍照留念的场面几乎没停过，让“潜伏”在人群中的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值班人员十分满足。
“这书卖吗？”很多人扬起手中的某一册课本，充满期待地询问工作人员。
“这只是展示品，封面是按原版本重新印刷的，里面订的是白纸。怕损坏，所以用塑封包起来。”上教社的值班人员每每这样向读者解释。
实际上，即便在保留了上世纪50年代初迄今很完整教材课本种类的上海教育出版社，每种教材也仅存一两套，年代越往前，版本样书越少，“孤本”现象很普遍。
逢有人到社里参观，上教社副总编辑王耀东有时喜欢带人到一楼的图书库房里转一圈。库房很逼仄，整排整排书架平时合拢在一起，有人参观时由管理员顺着轨道缓缓推开少许。这时才看到，在旧书独有的气味中，成千上万册书脊黄灿灿一片，大部分是民国时代、解放初期到九十年代的成套中、小学各科教材，保存相当完整，宛若宝藏洞开。上教社于1958年正式批准成立，是继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后全国第二家教育专业的出版社。因为长期从事中小学教材的研发、出版工作，所以上教社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累积了非常丰富的教材资源。
“也算一种‘炫耀’吧，”王耀东这样解释自己的心态。还有什么能比这种“炫耀”更直接地彰显光荣的社史，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收藏”更直观地表达了对几代出版人劳动的尊重？
在今年上海书展上，上教社原本是抱着宣传上教社专业出版特色的初衷，组织了这批老课本的“复制”展示，预想过读者会感兴趣，但没想到兴趣会这么浓烈。此前有关“老课本重新复出”的模糊想法，似乎因此而渐渐清晰。
版本更迭，经典却代代相传
“老课本”热已经有几年，但热得“泾渭分明”，以1949年为界，解放前的国文课本热闹非凡，解放后的语文教材沉寂无声。这种沉寂在一年前稍见破冰。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教社语文编辑室编辑出版了一套《新中国60年·语文课本选》(小学卷、中学卷)，在市场上走得不错。
“原本也不是为了走市场。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在教材出版领域，上海教育出版社有着深厚的积淀，出这本书是在建社50周年之际，除了对我社教材出版进行梳理，也是想强调我社教材出版的专业性。”这本书的编者之一、语文第一编辑室主任徐欢欢在“故纸堆”中待了有一年，倒是编出了兴味。
“一个时代的语文课本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色，很明显。50年代崇尚节俭、朴实，树立一种靠自己双手劳动的信念；60年代多了点豪气，要自力更生；到70年代，完全是另一种氛围了；每个时期对教材的诉求都有不同，内容的选择也有差别，某个时期的教材好像政治书，政论很多。还有某个时期，中学课本另设专门的《文法》、《逻辑》。”上教社延续了多年的教材出版，在刻意中保存了被历史学家们遗忘的独特“文献”。
让她感动的是，尽管历经改辙更张，有些“特别好的东西”却能保留下来，那甚至是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契，她从中看到了前辈教材编写者如何绞尽脑汁保留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比如小学课本里一些优美而朗朗上口的儿童诗歌，到了‘文革’，编者将它们稍微改头换面一下，还是放进去了。”
此外，每一册课本的封面设计、插图和排版，都有独到的美学价值。“刘旦宅、葛湘岚等名家都曾经为教材画过插图。不经意间，你在中学、小学的课本里就已经享受到了一流画家的艺术。”有一幅插图是小鸡踩在雪地上，留下几个爪印，虽是寥寥几笔，却是意境清奇，这是一位名家手绘的。
除了编者，一般读者很少有机会深究上述课文里的“版本学”。欣赏，怀旧，纪念，重温往事，诵读经典，这就够了。消失的曾经存在，存在的已然记忆，记忆了便不可磨灭。在几代人不同的记忆里也有共同的温暖与清澈，例如小学课本中那首“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这小小的船儿已经微微晃荡了50年。
时尚“国货”，老教材有望集成再版重出江湖
书展上的“试水”，推动了上教社梳理解放后语文课本的意向。但要做好这件事还需要深入的思考。诚然，读者表现出了巨大的期待，但梳理老课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是否有利于当前的教育改革，是否能更好地满足广大教师和学生的需求。
“立足于教育，服务于教育，这是我们做选题的原则，”王耀东说，“出不出，怎么出，都还没想好，现在算前期论证吧。”
记者估量，摆在上教社面前的有几种不同的“出”法。一为出选集，但带来的担忧是这会打破原来教材里的构思、框架和时代语境，不够“原汁原味”；二是按原样出单行本，但又有问题，教材有其延续性，5套先后出版使用的教材里倒有70%的内容是重复的，“每一册都出？那我们的目标群是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上述初步想法尚未形成决定。
目标群是谁？上教社似乎没有想到来自教育目的以外的另一类读者。书展的柜台前，一个年轻女孩得知“此书不卖”，恋恋不舍离去，留下一句话：“原本想买给妈妈的，这应该是她小时候用过的课本，看了会很欢喜。”解放后老课本和怀旧纪念品、创意商品之间的联系，就这样划上了等号。
怀旧是一种绵长而持久的力量，也是一个蕴藏丰富的市场。
“双妹”、“回力”、“永久”等曾经随着贸易大门打开而退潮的国货品牌再度回潮，甚至引领年轻一代的风尚。
时代金曲、岁月老歌永远点唱不衰，原唱歌星每年巡回内地开演唱会都座无虚席，人们愿意为自己的青春情结买单。
创意集市、杂货小店里，海魂衫、靓蓝运动长裤总是脱销，上世纪90年代之后被压力热水壶取代的竹壳暖水瓶又卷土重来，仿造的老式软面笔记本、黄色牛皮纸公文信封等文具惹人喜爱。
老课本也是正经八百的“国货”，走一走创意商品的路线，为什么不可以？
相关链接 中学语文60年：一个甲子的缩影
古代的“语文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等启蒙读物或经史著作。一百年前，随着国语运动的兴起，白话越来越深入生活，也渐次进入到学校教育。1949年，叶圣陶先生一锤定音，将以前的“国语”“国文”统而称之“语文”，开启了语文教育的崭新时代。自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并编写全国通用的第一套中学语文教材，至201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全国其他多家出版单位先后编写了十套中学语文教材。
第一套：建国初期“语文”第一次出现
1951年至1956年，以解放区教材为基础，形成了建国后第一套语文教材。首次提出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内容，并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明确纳入语文学科。
第二套：1956年至1958年中途夭折的分科教材
汉语、文学分科教材。汉语课本用于初级中学，教学内容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标点符号等6项。文学课本包括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前者以单篇的文学作品为基本内容，后者则以文学史为线索按专题进行编排。
第三套：1958年至1961年带着“大跃进”的烙印
“大跃进”版中学语文教材。这一时期的教材突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不重视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第四套：1961年至1963年强调“文道统一”
1959年6月起，上海文汇报开辟专栏开展“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语文教学的“文道之争”拉开序幕。1960年10月，人教社启动十年制语文教材的编写。强调“文道统一”，教学层次分明，有了很多发展。
第五套：1963年至1966年“语文是基本工具”
新编十二年制中学语文教材。以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顺序为主线，重视语文基本训练，强调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选文也更多文质兼美，题材广泛，较好地体现了“语文是基本工具”的指导思想。
第六套：1978年至1982年首次构建读写训练体系
以读写训练为核心，按照表达方式分年级编排循序渐进。是建国后第一套按照记叙、说明、议论三阶段，及初中、高中两次循环进行有序编排的语文教材。
第七套：1982年至1987年 第八套：1987年至1992年语文教育强调时代气息
以“降低难度、减轻负担、明确要求”为原则，提高课文质量，增强时代气息；改进编排体系，形成训练序列；调整语文练习，突出语言训练。
第九套：1992年至2001年重视语文实用和实践能力
国家开始实行“一纲多本”的审定制，初、高中都编写了若干套教材。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材2000年在全国推广使用。这套教材采用阅读教材与写作、口语交际教材分编合订的形式。
第十套：2001年至今强调语文的综合性和人文性
受语文课程标准的制约和新世纪语文教育大环境的影响，更多强调语文的人文性，更重视语文综合素养的培养，更突出尊重学生主体精神，更多展示自主、合作、探究这一新型的学习方式，语文教材呈现出较新的面貌。
(摘自王本华《中学语文教材建设6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