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批评不时泛起,如外国学者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有些评论家针对当下文学精英立场的退却而慨叹“中国不会再出现大作家”。至于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缺碘”、“缺钙”,“中国当代作家丧失想象力”,“当代作家的语言粗俗”等中和一些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自从开评之日起,就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其中不乏对参评作品质量的质疑之声。这些声音都是社会对文学精神的担忧和呼喊,试图将当代文学从沉暮与乱象中拽起,强其筋骨,扶其正气,鼓其精神,使中国文学从内质上实现真正的繁荣与强大。
批评:“刻舟求剑”与“揠苗助长”
百年来,尽管文学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还是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文学都是先锋力量,是时代的号角,但是,对当下文学的悲观之论却始终如一。
这种声音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始,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再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时至于深刻。他们认为中国文学比起世界文学是弱文学。于是,中国开始向西方文学取经。如果说“五四”时期主要是在精神上向西方学习的话,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则是从形式上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实验。
然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初,随着国力的强盛和民族文化的苏醒,“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在国人心中发生了变化。世界再也不是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而是一个不同民族共同构成的世界。寻根文学、家族文化以及民族文学的进一步探寻,逐渐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特别是这十几年来,中国文化也开始向外输出,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开始关注、了解或认可中国文化，文化的自信力有所提升。一些作家开始书写中国的传统形象,开始重新去认识传统文化。
同时,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也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强烈,主要原因是,人们期待着同样品位的文学作品来匹配逐渐强大起来的国家、民族形象。这些批评都在呼唤伟大作家的出现,呼唤伟大的文学时代。
古往今来,伟大作家的标准仁智互见,但广博的文化修养和超越时代、民族、国家观念之上的人类性精神是最重要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高度上,伟大的作家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文化间的冲突,在人类终极问题上有所关照,并且深刻地书写出时代的形象。
假如从这个高度来看目前当代中国作家的状况,情形的确不容乐观。近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再地被抑制,而生活其中的作家在自身民族文化的继承方面缺乏必要的背景。即使目前活跃的一流的大作家们也多半在传统文化方面修养不足,且多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轻视,这就限制了他们对民族心灵的深刻体悟,使其书写的中国经验缺乏深度。
另外,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一直走在半路上,这又使中国作家缺乏广阔的视野和对未来的深刻判断。在这种情形下,作家难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刻舟求剑”和“揠苗助长”正是目前批评家们所面临的尴尬情形,也正是各种批评之声云集的原因所在。
底气:独特而丰富的传统提供写作资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充满悲观之叹。
文学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精神生活的形象表达。倘若国人永远都对汉语文学持悲观甚至绝望之态度,那么民族与国家的精神生活也就始终处于自卑状态,民族心理也处于亚健康状况。
在国力逐渐强盛的今天,有必要转变心态,以欣赏或赞赏的态势来看待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文学。始终不如西方的心态在很多作家和评论者那里是常态,很多评论者往往拿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一些伟大文学为标准,来衡量今天中国的文学,殊不知即使在西方,也难以重现往日的辉煌。
错位批评也许是今天评论者的误区。
如果换一种方式,以中国当代作家与世界当代作家对比,或者不以西方的标准为批评准则,多发现一些中国文学的实绩,多一些赞赏,也许就对中国当前与未来文学充满期待。
从文化角度来讲,古老的中华文明赋予了国人足够的底气,中国经验由此屹立。中国文学拥有悠久传统,值得重新致敬。在发现传统和复归传统的今天,作家们所寻找的中国经验之一便是独特而丰富的传统中国。
马尔克斯曾一度学习西方,但一直是个找不着调的琴手,直到他发现了拉美历史的创伤性经验和祖母讲故事的拉美民间传统,才奏响了伟大的《百年孤独》。陈忠实也是从先锋文学的实验场上转向中国农耕文化传统,才发现和写出了了不起的《白鹿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白鹿原》不仅仅是三十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峰,也同样是世界文学难得一见的卓越文本。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的《你在高原》,十卷本浩瀚无垠、波澜壮阔,其深刻性和精神性被评论者称道,如此高纬度和长度的创作在当前的世界文坛也属罕见。
从文学创生的机制来看,巨匠辈出的时代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文化共融、时代转型、思想解放等。典型如轴心时期世界各地诸子原创文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国明清时期文艺复兴运动下的四大名著、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和中国的“五四”时期的文学。人类那些伟大的文学几乎都诞生在这些时期。
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文化对话、社会转型和思想解放的动态之中,中国文学高原的逐渐上升是有目共睹的。西方一些汉学家认为中国当代的诗歌创作早已与世界同步。长篇小说创作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但成为文学的主力军,而且显示出蓬勃的生机,本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之激烈就是佐证。作家们在面临市场的考验、生存的艰难和社会的诘难下,进行了分化、转型,文学生态表面上看远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那样纯粹而美好,但是,恰恰在这样的社会转型中,那些真正的、优秀的、深刻的作家也便突现出来。史铁生、张承志、张炜等这些始终思考中国命运、人性深度、民族苦难和中国经验的作家便渐渐地显示出其不凡的品质。
从文学形式和媒介的发展来看,这也是个文学得以繁荣的时代。影视和网络的产生,影响了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政治的、地区的、国家的、文化的限制越来越小,文学变得更为自由。这样的机制前所未有。
所以,有理由相信,一个文学复兴的时代正在徐徐铺开。文学需要更多的解放、勇气、胆识与自信,中国文学批评也需要更多的宽容。
徐兆寿（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