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的最新自传《旅程》英文版，现在此书已有了中文版本。
“伦敦暴乱只是特例”
发布会期间，演员李冰冰简短出场，朗读了布莱尔中文版前言部分。在长达8页的中文版前言中，布莱尔称，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意味着仅有变革是不够的，其在某些方面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他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有着天壤之别，和平又稳定的进步之路是存在的。在发言中，布莱尔说，中国现在所有一切的发展和进步，都是跟平稳有关的。二十一世纪的西方国家必须要以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跟中国分享。
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英国前不久的暴乱时，布莱尔说，过去几天的暴动只是一个特例，伦敦会欢迎人们前来明年的奥运会和伦敦书展。
当问到他对9·11事件的看法时，布莱尔说，当前国际政治上的分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左右之分，而是开放与封闭的对峙，其是当前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分歧。
在被问到书中描写他初任首相时与英国女皇的对话与奥斯卡获奖影片《女皇》中的对话非常类似时，布莱尔说的确很类似，不知是不是巧合，但他表示，这是很有意思的时刻。根据书中和电影中的对白，英国女皇第一次见到布莱尔时说，我第一任首相是丘吉尔，我现在已经见了10个了。“我当时感觉我只是漫长历史当中的一小部分。”布莱尔说。
■ 对话
布莱尔：我想解释为何难作决策
“我没有想过为自己辩护”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你这本书写得很真诚，你认为政治家写传记应该多诚实？
布莱尔：我觉得有什么感受就写什么感受。我读过很多政治家的传记，觉得都很枯燥，我想写得有趣点。
新京报：西方政治家退出政坛后，几乎都会出自传，你认为政治家写自传的目的是什么？
布莱尔：我没有想为自己辩护，或说服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本书之所以叫《旅程》，因为它仅仅是一个领导人，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旅程，这中间充满了压力、各种可能，也有很多决策时面临的困难。
新京报：你书中一个敏感的话题是战争决定，很多人买你的书就是为了看你怎么写支持伊战的决定的，你在决定写这个段落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布莱尔：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人们我哪儿做错哪儿做对了，而是说，看，我作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你们可以支持或反对。这个决定肯定会遭遇反对的声音，政治家应该双方声音都听。这部分我肯定是要写的，人们不可能在没有这段的情况下研究我的任期，但我书中还有其他很多部分，关于国家改革，关于欧洲，关于戴安娜王妃、北爱尔兰等，所以我用不同的段落把这些话题分开来写，人们也可在读书时选择不同的篇章先读。
新京报：有人认为伊战部分你还是为自己辩护多了些，反思少了点。
布莱尔：我把自己看成一个在大时代大漩涡中作出大决定的个人，在面临不同声音时必须作出决策。我一方面可能是想澄清一些艰难决策作出的原因，但更多时候我是在介绍，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难作出的决定。
“我对中东的看法比以前深刻得多”
新京报：你曾经支持过在中东的战争，现在，中东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你也在离任后多次到访中东。你现在对中东的看法是否有所转变？
布莱尔：我对中东的想法比以前深刻多了。我今天坚信，对于那个地区最好的发展方法就是逐步改变的过程，我更倾向于逐步的变革，而不是革命，革命的问题不是怎么开始，而是怎么结束。我们现在不知道埃及会变成什么样，我希望他们会变得更好，但他们也有很多困难和压力。我也相信和平解决巴以之道对当地是至关重要的。
新京报：那为什么对伊拉克开战，对利比亚你却认为逐步的变革是好的？
布莱尔：逐步变革如果可以做，那是最好的，但有的时候是不可能的。伊拉克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变得恶化，不可能通过同样的方式推翻萨达姆。伊拉克没有逐步改变的可能。现在利比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其他地方的变化更重要，我觉得埃及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中东的变化方向。
“抗议不是政治”
新京报：最近英国伦敦出现了严重的暴动，各种形式的抗议似乎在全球各地都在出现，你怎么看？
布莱尔：这些抗议和体制没有关系，我觉得近期最大的抗议发生在以色列，7000万人口的特拉维夫，出现了30万人上街抗议。
这是政治家需要讨论的，我把其称为“抗议的政治”，它会有一些危险，那就是最终可能唯一合法的声音就是抗议者了。
抗议者可能有着很合理的要求，但是如果不小心，抗议行为本身可能就会变得不合理了。你可以因为合理的要求抗议，但这不代表所有的抗议都是合理的。因此，作为领导人，必须时刻准备好，时刻可以站出来说，我理解你们为什么要抗议，所以我们要有对话，而不只是跑到大街上。抗议不是政治。
新京报：你是否有回到政界，或继续写书的打算？你现在生活和收入情况如何？
布莱尔：我对是否回到政界目前还没有计划，但我可能还有几个写书的想法，我对于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碰撞，对于今日政治变化和效率很感兴趣。
我的生活，基本上都在全球各处跑，我的收入比以前多多了，不过，身边的人都得我自己花钱雇佣，不能再花国家的钱了。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