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回望百年前那场艰辛、曲折、沉重，而又波澜壮阔的革命，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它所燃起的革命烈火，在沉睡中国的暗夜中，多么炽烈，多么耀眼。
辛亥革命，烙印着哪些上海因素？上海在其中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教授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撰写此文，授予《解放周末》独家发表。
■形形色色、难计其数的革命书刊，从上海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其鼓动、发酵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在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中，上海这座城市的作用异乎寻常。约略说来，可分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舆论基地。
辛亥革命的成功靠两条，一是武力暴动，一是舆论宣传。上海在革命舆论宣传方面，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地区。清末进行革命宣传的地方主要有三，在海外是东京与南洋，在国内则是上海。就革命报刊而论，在东京有《民报》、《醒狮》、《复报》、《鹃声》、《云南》、《河南》、《洞庭波》等，在南洋有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报》、《中兴日报》，马来西亚的《槟城日报》、《光华日报》。在国内，唯有上海。上海宣传革命的报刊先后有《苏报》、《国民日日报》、《国粹学报》、《竞业旬报》、《中国女报》、《神州女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声丛报》、《民立报》等十多种。东京、南洋的革命报刊虽然言辞激烈，但远离中国本土，对中国内地的影响远不能与上海的相比。
清廷虽然想方设法禁止革命书刊的传播，但对上海租界束手无策。上海不但出版革命报刊，且为联系南北、沟通国内与国外的交通枢纽，亦为海外革命书刊流入内地的中转站。形形色色、难计其数的革命书刊，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其鼓动、发酵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比如，黄兴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之一，是1899年阅读了通过日文转译过来的卢梭的《民约通义》，此书是1898年由上海同文书局刻印出版、同年在长沙出售的。邹容的《革命军》是在上海出版的，1903年苏报案以后虽然遭到查禁，但越禁越热销，不到十年间，先后被摹印二十多版，行销一百一十多万册。
上海的革命书刊之所以能持续出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租界的存在。从1853年小刀会起义、租界实行中立开始，上海租界逐渐变成中国政治版图上的孤岛，清政府无法对这里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清廷官员、军队不能随便经过，华捕不能随便入内抓人。从国家主权角度看，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夺，但是从反对清政府角度看，恰恰是在清朝专制的格局中，出现一道缝隙，形成了一块统治薄弱地带。
维新派、革命派都看到了这一特点，并且有效地加以利用。戊戌政变后，康有为脱逃海外，黄遵宪避过了清廷的缉拿，经元善在这里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己亥建储”，唐才常等在愚园举行旨在推翻慈禧太后统治的中国国会，都是利用了租界这一特殊缝隙。 20世纪初年，蔡元培等组织爱国学社，组织军国民教育会，经常在张园集会演说，将《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办成革命喉舌，也都是利用了这一特殊缝隙。
尽管在1903年“苏报案”以后，租界当局应清政府的要求，加强了对报刊的控制，但上海仍然是全中国革命舆论基地，是宣传革命比较安全的场所。于右任等人在《民呼日报》放胆攻击清廷，遭禁以后，续办《民吁日报》，“吁”与“呼”只差两点。 《民吁日报》遭禁后，再办《民立报》。这种魔术般的变换，与其说是革命党人应付租界当局，还不如说是租界当局在应付清政府。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上海在革命舆论宣传方面的广度、深度、激烈程度，在国内无处可比。所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民立报》成为报道前线战况的最有影响的报纸，成为民军的喉舌。它及时报道各地响应起义的情况，阐明反清起义的正义性，向人民介绍革命党的政策，说明革命党人为民起事，纪律严明，并非乱党，革命党在湖北起义以后，武汉三镇商民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革命党领导的国民军“内治种种，极有秩序，对外种种，皆属文明”。它刊载的《中国革命宣言书》，揭露清朝统治者种种暴行，号召人们同仇敌忾，奋起革命，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 《民立报》深受读者欢迎，日销数多达两万余份，为当时国内销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革命派报纸。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受到《民立报》的影响。
■上海起义从一开始就是从全国大局出发、具有明确的支援武汉的性质
其二，领导中枢。
清末革命指挥据点在国外为东京，国内为上海。中国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指挥中枢也设在那里。到1909、1910年，由于多种原因，东京同盟会总部对革命的领导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得到同盟会的领导，而孙中山等人此前发动起义的地点多在两广、云南边境，对长江流域注意不够。于是，建立一个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斗争统一机构的问题，十分现实地提了出来。
1911年7月31日，在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人领导下，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与会者有宋教仁、陈其美、范鸿仙、谭人凤等33人。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及《总务会暂行章程》、《分会章程》。选举陈其美、潘祖彝、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笙为总务会干事，分掌庶务、财务、文书、交通、会计五部。两天后再举行会议，推举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其后，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指挥机关就设在上海，谭人凤等坐镇上海。他们确定了首先在湖北省城发动起义、四方各省立即响应的战略方针，相继派人到湖北、湖南、安徽、四川、江西等地联络组织，运动新军，策划起义。正是有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正确部署，才在不久爆发了武昌起义。
其三，独支危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全国各地纷起响应。先是湖南、陕西、江西响应，宣告独立，随后山西、云南跟上，再后是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等省群起独立。各地的起义，对于武昌起义来说，都是强有力的支持，其中，最为得力的是上海。武昌起义以后，在清军强大攻势下，民军渐渐力不从心，到11月2日，汉口失守。就在这时，上海起义成功，连带着江浙起义成功，这对于革命士气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11月27日，汉阳失守。此后没几天，在上海等地民军合力攻击下，南京光复，这又冲荡了因汉阳失守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时上海已是拥有130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是国际上著名的通商巨埠，中外瞩目。上海起义成功，对于支持武昌民军，对于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影响都很大。上海又是清廷军火生产的重要基地，它的起义成功，不但阻止了江南制造局军火运往湖北清军，而且使这些军火为民军所用，这对于增强民军力量、削弱清军力量具有直接的影响。上海是长江门户，它的起义成功，直接阻止了清廷海军西援，减轻了武昌民军的压力。上海还是江浙政治、经济中心，它的起义，引发了江浙的连锁起义。苏州、杭州的独立，南京的光复，都与上海有直接关系。上海起义成功后，上海民军组织沪军敢死队、吴淞军政府组织光复军，与来自浙江的民军，组建江浙联军，援助南京民军，很快攻克了南京。
特别要指出的是，按照陈其美等人事先拟定的起义方案，是南京、杭州先动，上海再动，这一方案是从沪、宁、杭三城市地理情况出发的，合乎用兵之道。但是，到了10月底11月初，忽然传来消息：清廷五艘军舰自汉口下驶，泊吴淞口，运江南制造局所造枪械以济汉口清军。汉口方面致信上海同盟会员，告以亟盼上海等地响应，以绝清廷海军后援。 11月1日晚，陈其美与李平书、钮永建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上海先动、苏杭响应，代替先前的方案。所以，上海起义从一开始就是从全国大局出发、具有明确的支援武汉的性质。
■工商业者踊跃参加、支持革命，是上海起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一个鲜明特点
其四，经济支柱。
工商业者踊跃参加、支持革命，是上海起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一个鲜明特点。对于武装起义来说，军事力量的动员，军队秩序的维持，起义胜利后革命政权运作，都需要巨额经费。上海工商业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李平书曾向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湖北等各路民军，发给每人七天伙食费一元，共发一千多元。上海起义后军警费用，均由李平书筹措。沈缦云为革命政权贷款三十多万两白银。富商朱葆三在继沈缦云担任财政总长以后，为新政权向上海商人借款十万五千两白银，向日本三井洋行借三十万两白银。上海商界为新政权提供了大量捐款和税收。
其五，第三空间。
在南北议和中，上海成为各派都能接受的理想地点。1911年11月底，清军攻陷汉阳，武汉军政府处于不利地位。已经占据上风的袁世凯提议南北议和，即南方革命军与北方清军议和。议和的地点，既不能在北京，也不宜在武汉，几经磋商，最后双方同意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议和从12月18日开始，参加者除了南北双方代表，还有英、美、日、俄、德、法等国驻沪总领事，地点是工部局市政厅，旧址在今南京路。这一地点的选择，既有安全方面的考虑，更有政治上的因素，即上海租界处于不南不北的第三空间。这与上海租界在历次中国内乱中保持中立的传统有关。
正式议和之前，有些准备工作是在汉口英租界进行的，但那里距离武汉军政府太近，不适合作为议和地点。最妙的是，由于五方杂处，留寓上海的各色人等皆有，既有革命党，有顽固派，还有两面兼通、左右逢源的人物，赵凤昌就是典型。一方面，他与张謇、汤寿潜等人关系很深，通过张謇，又与袁世凯那里搭上了关系；另一方面，他又与陈其美等人有所联系。这样，赵凤昌在南阳路的寓所，颇类似于租界中的租界，成了南北两派私底下沟通信息的特殊地点。议和时，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北方总代表唐绍仪，有事并不是两人直接交换意见，而是通过赵凤昌。参加和议的冯耿光回忆：
（每次北京方面有电报来），唐看过电报，往往就去打个电话，我们总以为是找伍廷芳商量，却不料是找赵凤昌。有一天，区（电报员）翻译出一件北京拍来的密电，照例递给唐看，唐看过很兴奋，说：“北京回电来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一头说一头挂电话，电话里和对方仍是和过去一样谈得有说有笑，很融洽。我觉得奇怪，就问他：“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 ”他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 ”
■孙中山说，上海起义是对武昌起义之“响应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
其六，减压活阀。
改朝换代之际，君臣之义对于旧臣来说是一次重大考验。历史能提供的选择有三：一是忠于朝廷，战死疆场，以身殉国；二是逃亡外国；三是认同、顺从革命宗旨。第一、第二种选择，对于一般人来说，殊非易事。第三种选择，要分两种情况，一是真诚拥护革命共和，那在转变时内心没有痛苦；二是并不拥护革命、共和，而仅作权宜之计。后一种情况，对于饱读经书、一向以仁义道德律己责人的士大夫来说，会带来极大的内心痛苦。既属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权直接管辖的租界的存在，为那些既不愿以身殉国、也无法逃亡外国、又不拥护革命共和的清廷士大夫，提供了另外一种存在空间：到租界做遗老。那时对清朝旧臣有吸引力的主要有三个地方，即上海、天津、青岛。黄河以南的封疆大吏到上海的比较多，清廷皇室近臣、满族、蒙古族官员和黄河以北的地方大员到天津的比较多，也有一些人到了青岛。流寓上海租界的遗老比较知名的有：前安徽巡抚冯煦、大官僚盛宣怀、福建学政秦绶章、军机大臣瞿鸿禨、署安徽布政使沈曾植、吏部主事陈三立、广东布政使胡湘林、直隶总督陈夔龙、贵州巡抚沈瑜庆、湖南布政使郑孝胥、云南按察使秦树声。
租界作为特殊的政治空间，在辛亥革命以前，早已为清廷官员所认知，也为他们的退却预留了后路。不少官员，在革命风声吃紧之时，就已将家小安排到租界，将财富转移到租界。比如，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一爆发，上海地方官员根本没有作任何抵抗，就纷纷避入租界，上海道台刘燕翼逃入位于租界内的洋务局，上海县知县田宝荣也躲进了租界。江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是李鸿章的外甥， 11月3日，当陈其美指挥民军向制造局发起进攻时，制造局虽然弹药充足，守军精干，但他在开始时便关照守军不要真的开枪抵抗，而是对空放枪，这使得民军伤亡不那么严重。当陈其美被捉进去以后，他仅将陈其美捆绑在屋里，并未致其于死地。民军攻克制造局之前，张楚宝已偕亲信乘事先备好的小轮船逃入上海租界，后来逃往青岛。租界的存在，为清廷一部分官员留下了比较安全的后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拼死抵抗的压力，为革命成功创造了条件。
上述六个方面，舆论基地，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政治动员；领导中枢，为辛亥革命在长江流域的爆发提供了正确的战略部署；独支危局，使得革命起义大业在危急时刻化险为夷，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经济支柱，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经济保障；第三空间，为南北和谈提供了为各方都能接受的空间，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方便；减压活阀，为减轻清朝对革命的抵抗提供了特殊的机制。这是上海在辛亥革命中与其他省市特别不一样的关键所在。
对于上海起义，孙中山评价很高，认为其意义仅次于武昌起义，是对武昌起义之 “响应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参与起义领导的李平书说：“上海光复，为响应武昌首义之第一声，亦可云次义”。清朝遗老恽毓鼎说，清廷之亡实质是亡于上海：“宣统之季，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和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三人身份不一样，表述方式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即上海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独特、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