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遗址。本报记者 杨雪梅摄
在中国历史的长卷里，西夏王朝似乎是一个缺席者——强大的元朝在修史时只修撰了《宋史》、《辽史》、《金史》，却未修西夏史。西夏王朝在不足200年的时间里，发明了西夏文，翻译了大量汉文献，创造了灿烂多姿的文化，但随着王朝的灭亡一切似乎也戛然而止，只有那残留在各地的佛塔、古城、废墟在落日里吟唱。后人了解西夏社会，一直缺少足够的史料。如今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大量西夏文献得以公布，西夏研究不断深入，它的神秘面纱正在逐步褪去……
从酒泉沿国道一直往北，当一望无际的大漠戈壁孤烟散尽，就到达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黑水城就在那里。
它始建于西夏时期，是现今已知唯一一座用党项族语音命名的城市。1909年6月，俄国人科兹洛夫来到黑水城，进行了９天的挖掘后，用骆驼驮走了４０箱约上万件的西夏文物文献。后来他在圣彼得堡展出了这些文物文献，西夏学就此诞生。
一个世纪以来，西夏文献、文物有重大发现。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合作的大型文献丛书《俄藏黑水城文献》以及《中国藏西夏文献》的出版，复原曾经的西夏王国正在成为可能。
社会文书打开另一扇门
“研究西夏文字仅仅是西夏学研究的一部分，通过对西夏文献的研究复原或者说呈现那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也是西夏学研究的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对记者说。
发现西夏社会文书正是打开西夏学研究另一扇门的钥匙。1997年史金波在第三次到圣彼得堡整理黑水城文献时，看到了被存放在110个盒子里的被俄罗斯人称为“烂卷子”的西夏草书。但对于识得西夏草书的史金波来说，“烂卷子”就成了非常罕见的宝贝。“这些西夏社会文书，既有买卖和借贷契约、账册、军抄文书，还有户籍、诉讼文书和信函等，计有1000余号，反映了西夏社会基层最真实的情况。对于它们的翻译、研究困难重重，不但需要提高对草书的识别能力，还需重新学习包括户籍、租税、典贷、商业等中国经济史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同时还要对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及研究情况进行对比。”
古代户籍制度，自秦以来，已有2000多年历史，至唐渐趋完善，然而西夏社会的户籍制度，在史料上几乎一片空白。西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虽涉及户籍家庭条款，但无实例。史金波曾破译了一件长度达3米、密密麻麻写了近200行的西夏文草书。这是一个西夏时期黑水城的户籍登记簿，上面记录了黑水城79户人家的户口登记情况，一家8口都是党项人，居住在黑水城中，家中有3峰骆驼、10头牛和80只羊，另外还拥有3块水浇地和1块杂地。西夏时期著名的法典、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成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开荒者所得生地归其本人及族人永久占有，而且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当生地变成熟地以后，还有减免土地税的优待。看来西夏地广人稀，政府鼓励农民开荒。
军抄文书反映的是西夏社会民众军事组织形式和政府的关系。抄是西夏最基层、最小的军事单位，其作用十分重要，是兵民一体的重要的军事组织。西夏男子成丁后多要入抄，在申报土地、人口、牲畜、财产、户籍账籍中，都要叙述家庭成员和军抄的关系。可以说，西夏男丁几乎都是军队战士，和平时期为民，战争来临马上转为战士。“史书记载西夏人长寿，但我还是搞不明白军抄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80多岁的老人。”史金波笑着说。
还有西夏的契约租赁制。史金波通过研究西夏草书，发现在西夏，租赁行为常常发生，而且大多发生在春夏青黄不接的时候，已经建立起的制度也非常繁复，不但需要当事人签字画押，而且需要当事人的家属也在场。一旦违背相关规定，惩罚相当的严厉。“西夏的税赋很重，有农业税，人头税，商业税，尤其是农业税，一块地交多少粗粮，多少细粮，出多少天工，交几捆草，还有灌溉用水交多少税都写得清清楚楚。那时西夏人卖土地时连土地上的房子也一起卖，大部分是卖给寺庙，说明当时的农民居住比较分散，经常迁徙，所以会把房子也卖掉。”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西夏文献文物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将用8年的时间，整合全国相关学术力量和资源集体攻关。西夏的经济社会、典章制度和世俗百态都是研究的子课题。“我们对于西夏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晰。”
西夏是个善于吸收的王国
武威，古称“凉州”，为河西重镇，也是西夏王国的陪都，自然也是西夏研究的重要一环。在武威博物馆可以看到《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1804年，清代学者张澍辨识出了这座石碑上的“奇怪”文字为西夏文，从而揭开了中国学者研究西夏文字的序幕。该碑两面刻文，一面为西夏文，一面为汉文，诸多文字仍然清晰。
谈起西夏人在武威留下的痕迹，就不得不提活字印刷术和瓷器生产。
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北宋时期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的历史，但由于当时的活字印刷品未能流传于世，以致后来有人甚至怀疑活字印刷术是否源于中国。
孙寿龄，曾经是武威博物馆的副馆长，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1988年9月，他和同事在武威亥母洞寺遗址清理残存文物时，发现了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下卷）。孙寿龄分析研究后发现，《维摩诘所说经》具有“行距不直、笔画变形、着墨不均、偶有断笔”等活字印品独有的特征，与雕版印品有明显区别，他判定：《维摩诘所说经》不仅是活字印刷品，而且是泥活字印刷品！
为了增强证据的说服力，他还用3年时间，按照西夏时的技术，复原了泥活字技术，并刻版、印刷出了这部佛经。1998年3月31日，在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召开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印本鉴定会”上，专家认为，该印本是中国12世纪早期的泥活字版文献。
史金波透露，史学界还发现由敦煌出土、现流失于海外的近千枚回鹘文木活字，“从使用活字印刷的时间上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后，并未在中原得到推广，反而是位于中国西部地区的西夏和回鹘在12世纪中叶和13世纪也相继使用活字印刷，而欧洲采用活字印刷是在15世纪中叶，这就科学地解释了中国的活字印刷是怎样由东向西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的。”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宁夏灵武、甘肃武威发现了烧制西夏瓷器的窑址，出土了很多瓷器文物。孙寿龄说，西夏的瓷器艺术看起来更像是横空出世的，应该是当时直接雇佣了一批成熟的师傅进行瓷器的烧制，因此在风格上和河北磁州窑非常相似。“同时西夏也创造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特色，呈现出更朴素更粗犷的特色，比如已经失传的剔刻釉技法制作工艺，就被应用在酿酒器具等方面。”目前孙寿龄已经掌握了这些瓷器的烧制方法，在他看来，复原一种工艺也是复活一个王朝的方式。
西夏是个崇尚佛教的王朝，顶峰时期，出现了 “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百者，无不必葺”的局面，后人曾用“云锁空山夏寺多”来形容寺院之多，这也为研究西夏的建筑艺术和佛教艺术提供了实证。
宁夏大学的陈育宁、汤晓芳两位教授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西夏艺术史》。“就立国近两个世纪的西夏而言，有的艺术形式系本民族固有，更多的则是借鉴其他民族。无论是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音乐舞蹈，都吸纳了多民族营养，但又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内容和形式。”汤晓芳教授说。
就西夏而西夏不可能破译密码
8月18日，“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在西夏王朝曾经的陪都所在地甘肃省武威市举行，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日本、法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120多位专家学者。
“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的年轻学者越来越多，提交的论文所跨越的领域也越来越宽泛。关于西夏王朝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正在得到呈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所所长杜建录告诉记者，“过去受制于资料和文献，现在大量文献成为共享，可供学者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多。西夏学已经变成大西夏学，虽然说不够热，但绝对已经不是冷门。”
杜建录说，认识西夏文的人确实不多，但西夏学从来都不仅仅是文字学。因为西夏文献大部分是佛经，早在上世纪初就有宗教学的学者加入，后来发现了许多的碑刻，金石学者进一步加入。而且一些不懂西夏文的学者根据汉文的记载研究党项的历史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历史学也是重头儿。后来又有了西夏艺术的研究，比如对于敦煌石窟中西夏石窟的研究。现在研究西夏，往上已经扩展到对于唐朝的继承以及对于宋元的影响，“局限于西夏研究西夏是破译不了关于西夏的密码的。”
杜建录的博士论文是《西夏经济史研究》，对前人论之简略或不详的西夏各种经济制度做了补苴性的探讨，阐述了西夏的生存环境、经济状况和以生产资料占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关系。“自安史之乱后至元朝大一统，其间500年中国都处在分裂割据的局面，西夏经济史在这一历史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大区域经济史。我们不能就西夏经济而谈西夏经济，当时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并不因人为的政治对立而割断，事实上，共同经济生活要求以及经济联系力量和作用却能够冲破由政治对立而造成的种种障碍，使其继续得到发展。”
西夏与周边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关系。在和平时期，西夏与宋、辽、金诸政权间贡使往来频繁、榷场贸易兴盛；在战争状态下，北宋为迫使西夏就范，惯用的手段之一就是使用经济制裁，如停止使节往来，关闭榷场，甚至不许他国商人经由西夏入宋贸易。但这一切还是未能阻止双方边民的互通有无，私市贸易禁而不绝。同时，西夏利用扼控中原通西域要道——丝绸之路中段的地理优势，积极展开与西域诸国的贸易，与大食、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及西辽等国均有频繁往来。西夏还通过与宋朝的贸易，获取茶叶、丝绢、瓷器等物资，转而卖于西域诸国，抑或将西域诸国的货物转售于宋朝。这些成果直接丰富了我们对于当时丝绸之路的认识。
陈寅恪先生曾说，“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中国的西夏学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以1949年为界，新中国成立前出土的文献除1917年宁夏灵武县外，大部分流失域外，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等。1917年宁夏灵武县出土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出土的西夏文献主要收藏在国内。杜建录告诉记者，他们计划与中国社科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合作，彻底摸“家底”，然后再将其数字化。“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现在正逐步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