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椿(1883-1978)系浙江嘉兴人。1905年，他随清政府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又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学习电机专业。1911年，他受东三省委派赴美参加国际市政展览会，回国途中与孙中山先生同在法国马赛登船返沪。此后，他曾任上海中国公学教务长、萍乡安源煤矿电机师、北京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等职。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夏天，我在上海辞去吴淞中国公学教务长职务，赴北京参加留学生廷试(按：清末政府规定的留学生考试制度是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每年秋季由学部举行考试一次，及格者分最优等、优等、中等三级，分别给以某科进士、某科举人等名称。次年夏季再举行廷试一次，及格者分一等、二等、三等之级，分别授以翰林、主事、七品小京官等官职)。结果，我以工科举人的资格，廷试列入一等，以主事用，分发海军部。那时我对于是否要到海军部去报到正在犹豫不决，忽接沈阳东三省当局来电，谓有事相商，促我速去。我本不想做官，遂决计放弃海军部的出路，应召赴沈。到彼后，才知道东三省当局曾接到驻沈阳美国领事馆的通知，谓九月间美国芝加哥市将举行一次国际市政展览会，该省也要派员去参加，因而命我携带东三省有关市政建设的照片、图片等赴美，陈列于该展览会，并便道调查欧美各国某些工业部门的办法。这是因为当时东三省正在开办移民垦荒事业，由“东三省屯垦总局”管理，该局拟在沈阳设立一所工业试验场，命我负责筹办，先往欧美考察一下。这样我就离沈南下赴沪，定购赴美船票，于八月下旬从上海搭乘日本邮船“春洋丸”启程赴美。
马赛登船结识孙中山
我于九月中旬到达美国太平洋西岸港口西雅得路(今西雅图)，登陆后，乘火车径赴芝加哥市去参加已经开幕了的国际市政展览会，约十天后即行闭幕。那时已经九月底了，我就开始进行调查工作。通过芝加哥市的“万国联合收割机制造公司”的介绍(按：该公司系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机器制造公司，其分支机构设立于西欧各国。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用的农业机器，也都购自该公司)，我到美国中部和东部各处的钢铁、水泥、纸浆、电力等工厂，参观访问。这样旅行不久，就在武昌起义的翌日，美国各报纸登出了一条惊人的中国消息，其标题为《中国革命军占领了武昌》。从那日起，有关中国革命的电讯，不断地传来。我是素来同情革命的，听了这些消息当然也很兴奋，也就无意久留在美国进行调查，急欲结束我的旅行，取道欧洲返国。另一方面，也可藉此完成我考察欧美工业的使命。大约就在十月的下旬，我乘船渡过大西洋，到英国西岸港口利物浦上岸，立即乘火车赴英京伦敦，在该处参观了泰晤士河边的电力站以及其他几处工厂。事毕，又坐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比利时港口盎威尔(今安特卫普)登陆，再乘火车到比京白鲁塞尔(今布鲁塞尔)。在比国，也参观了几家钢铁、水泥等工厂。这样，在英、比两国作了一些参观访问之后，我的调查任务也就算结束了。但因归国船期的关系，还有若干剩余时间，我就趁此机会去瑞士旅行一转，游览了日内瓦及巴塞尔两地的风景，折回法国里昂市(著名产丝地区)，换车南下至法国南方大港马赛，等候从英国开来的邮船，以便搭乘回国。
大约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旧历十月初)，这条邮船从马赛启碇。在那时代，这种邮船从马赛到上海需要航行三十余日，这不仅由于船行速度的缓慢，也由于沿途停泊的口岸太多，因为这条航路很长，须经过两个海(地中海与红海)和两个洋(印度洋与太平洋)。当时我坐的是头等舱位，外国邮船照例要把头等舱乘客的名单排印公布，上船后，我看到名单上有一个日本人，名叫中山博士(Dr.Nakayama)。到了次晨，我看到孙中山先生出现于船面上，因为我虽没有和孙先生见过面，但是他的照片是我所熟悉的，我就肯定了名单上的中山博士就是孙逸仙博士的化名，当时的外国人只知道孙逸仙博士是中国革命领袖，而不知道孙中山先生之名。所以，我就冒昧地走上前去，操英语(因为孙先生当时还不善于讲普通话，而我则不会讲广东话)问他：“你是不是孙逸仙博士?”他答应说：“是的，不过在旅途中，为了避免报馆访事的麻烦，所以不用原名，请你勿替我声张出去。”我当然一口答应替他保守秘密。当时与孙先生同行的只有四人(连他自己在内)，其中有中国同志一人，名叫朱卓文，这位同志是美国华侨，从芝加哥随同孙先生回国，沿途替他照料一切事务。其他二人是美国同志夫妇，男的名叫咸马·里，孙先生等都称他为里将军，据说他很同情中国革命，他的将军称号就是在“中国革命军”中得来的。他们一行四人在船上的居住饮食，都被安排在一起，而我则以中国人的关系，也被安排和他们一道。因此，我的卧室就在孙先生的卧室对面，在食堂内也安排在同桌吃饭。这样，就使我们有朝夕相见的机会，有时和他们一行共同谈话，有时和孙先生单独谈话。
当我和孙先生彼此相识以后，首先我就介绍自己的身份，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这次是由东三省当局派我到欧美考察实业的。他听了我是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似乎很感兴趣，就说他曾到过耶鲁大学，是在一九○四年去访问王宠惠和陈锦涛两同志的。那时他们两人都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王学的是法律，陈是经济，问我相识否?我说，这两位都是我在南洋公学读书时的老师，他们进耶鲁比我早好几年(后来南京政府成立，孙先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组织内阁时，以王宠惠为外交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我才知道他们两人都是兴中会会员，与孙先生素有渊源)。我顺便把我从南洋公学退学及参加爱国学社的经过告诉了他。所以，孙先生认为我也是一个同情革命的青年，可以争取的，并不因我为清政府服务而有所歧视，并且说，将来你可到我们这边来帮忙。接着我就问他外国报纸上都说武昌起义是你领导的，是否确实?他回答说：中国革命都是在我领导之下进行的，武昌起义我虽没有亲身参加战斗，但这一个多月来都是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而到各处奔走，因为我认为目前革命的成败关键不在于军事方面，而是在于政治方面，特别是外交方面。所以，这次从美国到英国，又取道法国归国，正是为了在外交方面取得联系。
以上所述，是我和孙先生相识后第一次谈话的内容。
畅谈建国方略
从此以后，每次见面，我们不是谈论国事，就是讨论世界大势，因为孙先生从不谈及生活方面的问题。而且，孙先生在旅途中携带了很多新出版的英文书籍，大都关于社会改革的问题。他借给我看好几本新书，例如，《单二税制》、《土地价值论》、《地价税制》等等。我们在长途航行中，大部分时间是用于阅读书报的，孙先生经常在阅读，这也说明他对于学习是很认真的。我和孙先生谈话，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而难忘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民生问题，孙先生说：现代的欧美各国大家认为是很文明的，但是，它们的国民中贫者与富者还是极不平等的，也就是说，它们国内的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又说：无论纽约也好，伦敦也好，富人住的都是高楼大厦，而穷人住的都是贫民窟，这种现象不是由于国内的物资缺乏，而是由于分配的不合理。譬如说，粮仓里堆积的粮食很多，而许多穷人经常挨饿，难得一饱。又如，库房里储藏的布匹很多，而一般穷人衣衫褴褛，甚至衣不蔽体。孙先生谈到这种畸形发展情况时，表示的态度很愤慨，这也说明孙先生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很浓厚的。
二、关于土地价值问题，孙先生说：土地的价值本来没有很大的差别的，它的价值的增长是完全由于它的周围社会发展的缘故。例如，开阔了马路、公园，建筑了高楼大厦，发展了工商业等等。所以，上海和广州的工商业中心地点的地价，比从前增长了几千倍，甚至几万倍，就是这个缘故。由此可见，地价之所以增长，是社会的力量，众人的力量，是与地主毫无关系的。所以，地主因他的土地的价值高涨而坐享其利，是很不合理的。因此，国家对土地的征税，应当按照它的价值来规定税率的高低。我的平均地权主张，就是要实行“照地价征税和照地价收买”的政策。
三、关于考试问题，孙先生说：考试是中国古来的一个很好的选择人才制度。当各省举行考试的时候，他们的规模的宏大，方法的周密，远非近代外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可比。从前全国各省每到考试年度同时举行一次考试，非常隆重而严密。考试的时候，要把试场的门封锁起来，把阅卷人员与外面隔离起来，使他们与外面的人不能够互通关节。中国古法用人全凭考试，凡是有才干的人都须经过考试，所以从前中国的官吏，只有考试出身的才算正途，不是考试出身的官吏，不能算正途。我认为考试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称之为考试权。
四、关于弹劾问题，孙先生说：中国历代都有专司弹劾的言官，例如，唐朝的谏议大夫和清朝的御史。他们对于无论什么大员都可弹劾，甚至碰到皇帝有过失，也可冒死直谏。这种有耿直风格的言官在历史上出名的，是很多的，可见清朝设立御史台的制度是很好的。我认为这个制度可以作为行使一种独立权的机构，称之为弹劾权。
沿途仍为宣传革命奔走
我还随同孙先生沿途上岸游览了三次。第一次是我们坐的那条邮船驶抵苏彝士河口的赛得港的时候，因为船在该处停泊较久，准备通过苏彝士运河，船上乘客都要上岸去游览。孙先生一行也都上岸游览，约我同去。他是一个老练的旅行家，熟悉欧美情况。在路上，他曾给我指出这个港口的特点，说：这个港口是亚非两大洲的一个交界点，而它的北面又接近欧洲，成为东西方的往来要道。所以，欧、亚、非三大洲的人聚集在这里的很多，真所谓“五方杂处、良莠不齐”，欺诈盗窃等乃常有之事，旅行者不可不注意。他又谈到，自从苏彝士运河凿通后，埃及接连受到法国、英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奴役，所以该运河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手中。
第二次跟同孙先生上岸的地方是新加坡。照例，英国船只在该埠停泊得特别久。我们的船到达新加坡的码头时，早有华侨代表在码头上等候，他们招待孙先生一行上岸，把我当作一个与孙先生同行的人，也在被招待之列。我们先到孙先生在新加坡的寓所。这所简单朴素的住宅，是临街的一开间的两层楼房，门前有雨天走廊，像上海金陵东路的房屋那样。这样一个简单的寓所说明孙先生当时奔走革命，对个人生活毫不关心。我们在孙先生寓所稍事休息，孙先生就在这个时候会见了寄寓在这里的他的元配卢夫人。那天晚上有华侨某君(我已忘其姓名)在他的郊外别墅设宴欢迎孙先生，我亦在被邀请之列。这位华侨是新加坡的一个中国富商，他的别墅是一所很大的花园洋房，屋内的陈设也很富丽堂皇。在宴会上，孙先生发了言，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家都兴高采烈。可惜，他们讲的都是广东话，我不能完全听懂。宴罢已深夜，主人用汽车送我们回船。
第三次随同孙先生上岸是已经到了中国的领土，不过是在香港。大船停泊在九龙方面，我们坐小火轮渡海到对面香港。胡汉民等都在码头上迎接孙先生。这次上岸后的情形与前不同了，因为当时国内革命已接近胜利，南北已开始议和，各党派都迫切盼望孙先生回国，有很多代表在香港等候他的到来，孙先生一上岸就忙得应接不暇。所以，我在香港就离开了孙先生一行，而自由活动了，直到次晨启碇时，我才知道胡汉民在我们船上，同孙先生一道回到上海去。
我们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旧历十一月初七)行抵吴淞口。沪军都督陈其美事前已派出一小火轮在吴淞口外等候，来迎接孙先生上岸。当我看到这条小火轮上悬挂着一面红黄蓝白黑五色旗的时候，我心中又兴奋起来，回忆四个月前离国时黄浦江上的船只还都悬挂着黄龙旗的，今天换了新的国旗，我们能够把中国数千年的君主制根本打倒，当然应该归功于这位孙先生。这是我当时对孙先生的评价。孙先生一行就在吴淞口下船，临行与我握手道别，登上迎接他的小火轮而去，从此未再见面，这样结束了我们三十余日同舟的友谊。隔三天后(旧历十一月初十日)，孙先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再隔三天，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旧历十一月十三日)孙先生乘沪宁路专车赴宁，当天宣誓就职。这是孙先生回国后的第一件大事，而我自己则回到上海后，稍事休息，便返归嘉兴原籍，把调查所得资料整理出来，作成报告，托人寄往沈阳销差，因为当时东三省当局已经换了人，情况非常混乱，我不愿再去了。后来也有友人要介绍我到南京新政府去做事，但我以为自己既是一个学电工的人，在革命成功后，更应当用其所学，所以不愿再去投人政界，宁可在家等待就业的机会。这样，直到一九一二年六月才有友人介绍我到汉冶萍公司，该公司派我到萍乡安源煤矿充当发电厂工程师，这是我第一次走上我的本行业的工作岗位，也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从馆藏未刊文史资料中选辑了若干与辛亥革命相关的“亲历、亲见、亲闻”史料，收入即将由中西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亲历记》一书。本文发表时有删节，全文将刊于《世纪》双月刊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