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对于《论语》，目前有三种读法——学者读《论语》、于丹读《论语》、普通读者读《论语》。
于丹解读《论语》，用一种令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对公众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和焦虑的问题给出答案，进行心理纾解，迎合了普通读者消费经典的需求，起到了心灵鸡汤的作用，这是于丹热产生的重要原因。
于丹就像站在一个雄伟宫殿入口处的介绍员，“当参观者感受到古老建筑的雄奇之美，叹为观止的时候，谁还会记得门口的介绍员呢？ ”
在经典阅读淡出公众的阅读生活的同时，易中天的“品三国”系列、于丹的《〈论语〉心得》、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却让已经很热的国学热一次次升温。
普通大众热捧的同时，专家学者对此却多有批评之声。那么，这种对经典和正史进行通俗化解释的图书，是对经典阅读的有力推动，还是一种误导呢？
为此，记者近日专访了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刘兵先生。
人不能只活在当下所以经典不可不读
本报记者在对多位普通读者的采访中发现，大多数成年人的经典阅读都是在求学阶段，出于学习写作、考试、写论文这些实用性的目的而读。工作之后所读的书大多是休闲式的，“一年到头读不了几本经典”。经典在他们心目中是严肃的、艰涩的、枯燥的，所以敬而远之。
刘兵认为，经典作品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后存留下来的，人们普遍认为有较高文化价值、可以在不同时期回过头来反复读的核心读物。经典必须经受时间的考验，这就决定了它们的内容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一定距离，不如当代作品那样贴近现实。而时代的变迁所导致的文化差异，可能也使读者对经典作品理解起来有困难。但是，如果承认人不能只活在当下，那么经典就不可回避。经典作品是构成文化传统积累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对自己的精神生活尚有要求的人，必须要读经典。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建设核心价值观，也必须倡导民众读经典。
记者在对畅销书排行榜的统计中发现，平均每百本畅销书中，只有7.5%是公认的经典作品。这样一个比例，是正常的吗？
刘兵说，要求一个人的阅读本本都是经典，这不现实。读书有不同的功能，既有启迪心灵、增长智慧的作用，也可以是供人开心的休闲方式。两者之间的比例，因人的知识水平和兴趣偏好而各有不同。同时，流行作品中也会有一部分在未来成为经典，所以对这些作品的阅读也是必需的。正常的阅读生活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满足和服从于读者当下文化消费的需求；二是通过对经典的阅读获得一个整体的提升。就像一个人吃东西不能偏食。谁也不可能只吃有营养的东西，但是吃的东西一点营养也没有同样不行。爱吃顺口的是人的正常心理，但为了健康着想，也应该听听父母、长辈和营养专家的意见，即使不那么顺口也必须吃。
对于丹热不必义愤填膺
如何看待于丹热、易中天热，包括《明朝那些事儿》的受追捧，目前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他们让严肃的经典作品和正史媚俗了，曲解了经典的原意，是文化没落的表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通过他们的解说，让那些对经典没有了解或者不感兴趣的普通公众对经典和历史有所了解，或者进而产生了关注和阅读的兴趣，有积极意义。
刘兵认为，后一种观点基本可以成立，对于丹热不必义愤填膺。正如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经典作品的判断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不会 绝 对一致，一定 是 建构在当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上的，对经典的解读也一定会受到现实的立场和看法的影响。一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既是因为它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结晶，同时也因为它可以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提供更大的解读空间。于丹用了大量生活中的例子和自己的感悟来解读《论语》，用一种令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对公众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和焦虑的问题给出答案，进行心理纾解，让电视观众和普通读者爱听爱看，迎合了普通读者消费经典的需求，这是于丹热产生的重要原因。同时，普通观众和读者从中受到启发，进而对经典作品产生兴趣，不见得是坏事，关注经典总比不关注好。
那么，对于于丹和易中天们把经典弄小了、弄歪了的忧虑又该怎么看呢？刘兵认为，对于《论语》，目前有三种读法——学者读《论语》、于丹读《论语》、普通读者读《论语》。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治学方法。所谓“我注六经”，就是根据其他典籍提供的知识来注经典，力求追寻作品的原始意义，不望文生义，也牵强穿凿。这种注释经书的工作，最见学术功底，也最能体现一个学者的学术视野。直到今天，为古籍作注，仍被视作古典文学研究的“见功力”行为。一部有价值的注本，比所谓的一部部“专著”，也更能引起同行的敬重。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上，做更深入的研究，融会其他领域的知识，对原著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建设性的学术观点，建立新的思想体系。王国维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就可以看作是“六经注我”的成功实践。上个世纪胡适曾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治学目标，实际上就是在 “我注六经”的基础上，进行对经典的现实性解读，也就是“再造文明”。
的确，记者找到了于丹关于这两种方法的解释。正如她所说，“‘我注六经’的方式读得很苦，需要皓首而穷经，把头发都读白了，把所有的书读完了，可以去批注了，了解了这一切。但是更高的一种境界叫做‘六经注我’，真正好的学习是融会了所有的典籍以后，用它来诠释自己的生命。 ”她把后一种方式置于前者之上，这可能也是受到学界颇多批评的原因所在吧？
刘兵说，于丹受欢迎，并不代表于丹的说法就是对《论语》唯一的或者说唯一正确的解读。普通读者如果不赞同她说的，可以看看其他学者是怎么说的，或者从原著中自己找到答案。学者如果不满意这种现象，也有责任把你认为对的说法，以观众愿意听、读者愿意接受的方式说出来，用相对宽容的心态，做出自己的努力。
休闲式的阅读可以存在
前一阶段，关于金庸加入中国作协是一大新闻，而《鬼吹灯》这本小说带来的盗墓小说热也是个话题。恰在此前后，刘兵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大学教授真的能买〈鬼吹灯〉吗？ 》，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刘兵说，金庸作品和《鬼吹灯》代表的是一种以休闲为主的阅读导向。休闲阅读应不应该存在，这不是一个问题。工作劳累了一天，读一些轻松消遣的东西是很正常的。至于休闲阅读与经典阅读之间各占多大的比例，同样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学者读经典多一些，普通公众以休闲阅读为主，这也是很正常的。之所以提出“教授真的能买《鬼吹灯》吗”这样的问题，其中隐含的原因就是，作为教授，读这样的书是不体面的。我记得有位美国教授说过，他喜欢读侦探小说。其实，私人阅读是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对自己的文化素养有足够自信的人，是不用在乎的。
其次，我们要清楚，休闲式的作品也有可能产生经典。今天的经典可能就是当时的大众读物。我们现在看莎士比亚的作品，觉得很高雅，但是在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它就是舞台上天天在上演的生活化的语言。所以，不能因为是休闲式的作品，就认为它一定是庸俗的，必须要看其所承载的文化是否有价值。
当然，这并不是说金庸作品和《鬼吹灯》之类就一定能成为经典，尽管我个人以为，在许多年后，前者还是很有可能成为某类经典的。无论是学术性的还是休闲式的书，最终能否成为经典，还是要靠时间来检验。
受访者档案
刘兵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12部专著，《刘兵自选集》等8部个人文集，《超导史话》等6部科普著作，《正直者的困境》等7部译著，主编《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套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