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1888-1941）
名炽章，祖籍陕西榆林，生于山东邹平。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1908年回国，一度在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文件，发出近代报业史上第一封新闻专电。民国成立后两度因报道入狱，1926年9月1日，与吴鼎昌、胡政之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担任《大公报》总编辑至1941年病逝。
■ 追忆与回眸
张季鸾1941年病逝于重庆时，只有54岁。他去世后，蒋介石亲自参加了葬礼，国民政府以国葬的形式来安葬张季鸾。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祖涵联名发来了唁电：“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为：“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对于张季鸾而言，辛亥革命之前的留学办刊，以及辛亥之后短暂的“从政”和办报，以及被袁世凯、段祺瑞两次下狱，是张季鸾作为一个报人的抱负、思想和主张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些历练，无疑成为了他后来创办《大公报》的重要经验。
加入同盟会又退出
1905年，张季鸾被选派到日本官费留学。因办理母丧及学习日语，1906年秋天才得以成行，在开往日本的轮船上，他认识了胡政之。
张季鸾的好友兼同乡井勿幕特意从东京赶到长崎迎接了他。到东京后，井勿幕在自己借宿的地方，为张季鸾租了一间不大的房间，并建议他到经纬学堂报名补习日语。
井勿幕的朋友似乎很多，课余经常有人来访，他常常与友人谈到深夜。他曾经悄悄告诉张季鸾，前一年同盟会成立时，他就参加了，并且被委任为陕西支部长。
在经纬学校，张季鸾很快就掌握了日语，听讲、笔记、各项课程应付自如。他每日读报，对于东京、大阪出版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很感兴趣。其时，同盟会刊物《民报》与梁启超主笔的保皇党刊物《新民丛报》笔战正酣，张季鸾更支持《民报》主张。
此时，考上东京帝国大学预备科的胡政之不时来访。有一次，张季鸾在胡政之寓所遇到胡的四川同乡吴鼎昌，两人一见如故。吴经济比较宽裕，经常带上他们去吃“中国料理”。
不久，张季鸾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陕西的进步青年准备筹备《夏声》杂志，张季鸾的两位好友井勿幕、康心孚等都提议张季鸾担任编辑，说张学识广博，文笔恣肆，并得到了大家的同意。由此，张季鸾开始了自己的新闻报刊事业。
在日本，张季鸾交游甚广，其中相当一部分如张群等人都是同盟会成员。他曾见过黄兴，并与孙文谈话。井勿幕再次劝张季鸾参加同盟会，但是被张季鸾拒绝。他表示，自己对孙文的学识、气质、人格等都很佩服，但自己立志要做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于党派之外，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二十多年后，张季鸾向徐铸成谈及自己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因为在日本学的是金融商业，孙文有一天对他说，从事金融贸易的人，最好不要加入党派，免得国家的金融商务受政局变动的影响。你不妨退出同盟会，只要心向革命，还是我们的好同志。就这样，他就办了退盟的手续。
起草孙文就职宣言
1911年初，张季鸾学成归国，他的学长于右任和宋教仁前一年创办了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归国后，张季鸾成为了《民立报》编辑。
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的报纸一度相当保守，起义半个月以后，《申报》的评论题目，还是《革命军与政府》《近日各种人之心理》《大战后之危言》等等。11月初，该报刊载外电，说革命军占领的汉口失守了。大批愤怒的群众聚集而来，捣毁了报馆的橱窗。于右任、宋教仁和张季鸾，都在《民立报》发表评论，为革命叫好。
辛亥革命胜利后，当时已经是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首任总经理的张季鸾，前去拜谒孙文。他请示说，准备发行的中国银行钞票有两种图案，一种是孙文的头像，一种是周公的，周公是历史上最早注意理财的政治家。最后，孙文决定用后者。
因于右任的保荐，张季鸾和任鸿隽等人担任了孙文的总统府秘书，并为孙文起草了就职宣言。但他认为“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孙文就职时，张季鸾发了一封电报给《民立报》，报告临时政府成立及孙文就职的简况。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发新闻专电，张季鸾对此颇引以为豪。
1912年，24岁的张季鸾奉命赴北京任《民立报》记者。此时，北京的报纸颇为发达，创办较早的有《北京日报》《晨钟报》，新创办的有《亚细亚报》，日本人创办的《顺天时报》等，另有天津《益世报》《大公报》和《京津泰晤士报》等。这些报纸，有的吹捧袁世凯，有的支持立宪派，有的同情国民党。在朋友李根源、张耀曾等人的鼓励下，张季鸾于1913年创办了北京《民立报》，自任总编辑———这也是他首次独立从事新闻事业。
当时，创办一个报馆不需要多大资金。印刷厂有一两台四开平板印刷机，即可代印。编辑部只要有一两个助手，两三个校对，再雇一些报贩叫卖即可。
为报道两度入狱
1913年3月，国会即将选举，宋教仁奔赴南方各省，为国民党发表竞选演说，不料20日在上海遇刺。其时，袁世凯以恐怖手段压制北京报纸，而他对于南方用兵也“急如弦上”。袁世凯未经国会同意，秘密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出卖中国主权以换取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张季鸾与日本记者时有来往，他从日本记者处看到了合同全文。立即在上海《民立报》披露了这桩交易，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当天晚上，军警包围了北京《民立报》，张季鸾和曹成甫被投入军政执法处特设的狱中，遭囚禁三个多月后，经好友李根源等人的多方营救，才恢复自由，并被驱逐出京。而曹成甫则死于狱中。回到上海后，他在康心孚主编的《稚言》月刊发表了《铁窗百日记》。并全力抚养曹的后人。
1916年，袁世凯病死，张季鸾再度来到北京，任《中华新报》总编辑，他还兼任上海《新闻报》驻京记者。张季鸾署名的“一苇”通讯，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讯，同时脍炙人口。
1918年秋，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张季鸾在《中华新报》披露了这一消息。段祺瑞命令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查封了《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张季鸾等人再次入狱。半个多月后，经国会抗议和多方营救，张季鸾才恢复自由。
1926年，张季鸾和吴鼎昌、胡政之决定接办《大公报》，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自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创刊至1941年9月6日张季鸾病逝，张季鸾一直主持《大公报》笔政，长达15年之久，开创了他一生中从事新闻事业的鼎盛时期。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张季鸾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 张季鸾逸史
三骂大佬
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
二骂汪精卫，1927年11月4日，张季鸾在《呜呼领袖之罪恶》中，斥汪精卫“好为人上”的领袖欲。
三骂蒋介石，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张季鸾12月2日发表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文中称，“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男女，人之大欲也。其事属于本能的发动……古今大学问家大艺术家之不得恋爱者多矣，宁能谓其人生无意义乎。”
本报记者 张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