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贝多芬的精神“变形”史

    尼采曾提出精神的“三种变形”：由骆驼到狮子，由狮子到孩童。这种隐喻式的说法或可诠释为：骆驼代表无意识——“你应”；狮子代表个体意识——“我要”；孩童代表超意识——“我爱”。这三种变形可用来描述个人生命或精神的自否定过程，而贝多芬的音乐创作特别是他的第三、五、八、九交响曲以及弦乐四重奏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变形”史，似乎印证了尼采的隐喻。

　　《第三交响曲》：精神的“骆驼”阶段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可以说代表了精神的“骆驼”阶段。按照尼采的观点，在这一阶段，精神背负着传统、社会赋予人的各种既定的价值和规则，它们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规定和支配着个体行为。人们不得不像骆驼一样逆来顺受地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走在沙漠里。即使这包袱将其压垮，它也全然接受，甚至感到一种道德上的骄傲。因为“你应”是它的名字，它必须尽其应尽的义务。义务越多，负重越多，其自身的意义越大。

　　有些人把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精神境界拔得很高，但事实上，《第三交响曲》在贝多芬整个精神发育史中层次并不高。它是贝多芬为数极少的有标题的作品之一，因为那是他最初想要献给拿破仑的作品。贝多芬曾把拿破仑当做能给人类带来自由、和平的救世主，奉之为理想中的英雄，所以这部作品具有与拿破仑相称的宏大气魄和博大内容。但当贝多芬听到拿破仑登上法国皇帝的宝座这一意外的消息后，怒火中烧，立刻打消了呈献的念头。

　　不管贝多芬最终将这部作品献给谁，所指的英雄是谁，这都表明当时的贝多芬没有摆脱“你应”的骆驼精神，“英雄”这一“集体无意识”支配着他，他没有达到自我独立意识或一种创造性的否定性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说，贝多芬的这部作品所体现的精神还不成熟，还要成长，还要“变形”。

　　《第五交响曲》：精神的“狮子”阶段

　　《第五交响曲》“命运”代表着精神的“狮子”阶段。狮子说“我要”。“我要”意味着以一个神圣的否定对抗“你应”，不相信外在于己的“英雄”，所以狮子代表着怀疑、否定与独立，以及反对所有权威的怒吼。以此而论，狮子自己就是英雄。

　　贝多芬在其精神变形中成为一只雄狮。而《第五交响曲》是其由骆驼变为狮子的标志。他变得雄伟壮硕、豁达明智，充满了搏击命运的力量，他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向一切迷茫与痛苦摆开挑战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威慑力。有些人将贝多芬在《第五交响曲》中所反抗的“命运”仅仅看做是其身体和爱情所遭受的不幸，这无疑是一种皮相之见。事实上，贝多芬是借身体和爱情所遭遇的不幸为道具，所反抗和否定的命运是束缚其自由创造精神的“无意识”，是一切既定的价值、一切外在的权威和命令。贝多芬和尼采都喜欢雄鹰，因为雄鹰也具有与狮子相同的特性，是英雄精神的象征。贝多芬曾说，雄鹰是“蓝天里的帝王”，生性藐视层层乌云和暴风骤雨，勇敢地直向太阳飞去。尼采也曾说，真正的哲学家尽管被放逐在孤寂中，却是在悬崖峭壁筑巢的雄鹰。贝多芬和尼采又都像雄鹰一样孤独、沉默，但这绝非对毁灭的消极等待或跪倒在命运面前的俯首称臣，而是燃烧着冲创的能源，积聚着爆发战胜命运的力量。

　　《弦乐四重奏》、《第八交响曲》、《第九交响曲》：精神的“孩童”阶段

　　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第八交响曲》、《第九交响曲》“欢乐颂”代表着精神的“孩童”阶段。在尼采看来，孩童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初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孩童是否定中的肯定，是真正生命的创造，既非“无意识”的“你应”的存在，也非个体独立意识的“我要”的存在，而是“扬弃”这些存在之后的“我爱”的存在。在尼采看来，表达爱的存在形式是艺术，尤其是音乐。因此，他在宣布道德意义上的“上帝死了”后，试图请出艺术之神取而代之。而这一艺术之神即他所理解的古希腊音乐之神狄俄尼索斯。

　　尽管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第八交响曲》、《第九交响曲》“欢乐颂”这三部音乐是在不同时期所写，有的甚至是在极度压抑、痛苦的状态下写的，但其精神境界是一致的。《弦乐四重奏》，用列宁的话说“是用旋律写就的人权宣言”，体现着对平等、自由、博爱的追求。《第八交响曲》则把“快乐主义”发扬到极致，没有《第三交响曲》“英雄”中英雄崇拜的意志或集体无意识，也没有《第五交响曲》“命运”中狮子般征服一切的磅礴气势，所具有的只是孩童式活泼单纯的快乐。《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则是贝多芬在体验了生活的悲剧性后，欣然接受命运的一种礼赞。这种接受不是因负担之无法摆脱而来的无奈之举，而是一种超越和一种生命的融合，即把一切融入爱，融入孩童般好奇而敞开的心灵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又显得那么可爱、迷人、令人陶醉。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而“我们”就意味着“我和你”，不是对立或冲突的“我与他”，前者体现的是人与万物的和谐共舞；后者则反映出人与万物的对立分离。

　　在贝多芬的精神“变形”史中，如果说，《第三交响曲》所代表的骆驼精神带有一定的动物性（无自我意识），《第五交响曲》所代表的狮子精神（自我意识）带有一定的人性，那么，《弦乐四重奏》、《第八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欢乐颂”所代表的孩童精神（超意识）则明显地代表一定的神性。不过这里的神不是一个理性的、逻辑的、父性的神，而是一个超理性、超逻辑、超宗教的神，即一个伟大的、母性的爱神。贝多芬最终把自己变成了这一爱神。

　　王少明（作者单位：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