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黄花岗陵园内的七十二烈士墓。
特派记者:张磊
历史上，很少会有一次结局失败的革命或战役，能在后世评述中达到如黄花岗起义般的高度。在那个充满黑暗、绝望和死亡的年代里，英雄们是用飞蛾扑火般的失败，寻唤着光明、希望与重生……
世人皆知黄花岗起义，记者亦如是。可直到站在广州黄花岗公园中，那块篆刻着此役牺牲烈士姓名的石碑前，记者才喟然发现，中山先生口中“付之一炬”的“吾党菁华”，大多只是长眠在这块他们曾用生命捍卫和战斗过的土地一隅，不为人所知。
却也有为数不多的例外，比如林觉民、方声洞。起义之前，前者寄书“与妻”，后者以信“禀父”，其文俱感天动地流传至今，而让后人永远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两封绝笔家书，百年前引出一段豪气干云的革命史志，百年后则开启了一条通往英雄内心世界的路径。在那个世界里，有决绝、果敢和家国大义，也有不舍、依恋和儿女情长。
这次分离，已是永别
“辛亥春雷，义起粤中，豪杰奋发，共谋倾圮，兴复邦家。” ——孙中山
广州小东营5号，偏于街巷深处而少有客迹。记者辗转寻至那里，所见一式青砖暗瓦，显是古迹。
很难想象“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就藏在此处。毕竟，沿途记者曾路过当年起义的主攻目标、“两广总督督署”旧址，粗略估算不过500米距离。进而释然，难怪史书有述及此，常言“前一分钟府衙四周仍静无人声，突然就枪声大作，革命党人已冲至门前，直若从天而降……”
旧址纪念馆研究员田苹女士告诉记者，小东营既是起义领导人黄兴的寓所，也是他率部出发、进攻督署的地方，而林觉民和方声洞们，正是从这里，跨出了人生的“最后一步”。
1911年，林觉民24岁。就在几个月前，作为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他刚刚接受了为起义募集经费的任务，最后一次回到了自己位于福州的家中。
在家中等待他的，是妻子陈意映。这位出身名门的温婉女子，在自己17岁时便嫁给了18岁的林觉民。从此，“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尽管夫妻情深，尽管久别重逢，尽管意映彼时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回家的那段时间，林觉民却几乎终日不见踪影，四处奔波筹集着起义资金。
4月初的一天，林觉民告别妻儿，再度启程。只是，这次分离，已成永别。
同一段时间，25岁的方声洞正在日本，和妻子王颖上演着类似的别离。
当年年初，孙中山准备广州起义的消息不断传到日本，正准备毕业的方声洞再无心学业，他在给友人信中写道：“警电纷至，中国亡在旦夕，所希望者，吾党此举耳，不幸而败，精锐随尽，元气大伤，吾党必久不能振，中国因之而亡。然则此举非特关吾党盛衰，是直系中国存亡也，吾安忍重为洋奴哉。”
后来，方声洞决定回国。走之前他带着妻儿去拍全家福。记者后来在采访原广东社科院院长、著名史学家张磊老先生时，曾在他的一本书上看过这张照片：身穿和服的王颖面对镜头，方声洞却侧着身子目视正在妻子膝上挥舞右手的幼子。“摄影师让方看镜头，可他却执意要看着儿子。”
4月27日凌晨，林觉民从香港坐船来到广州。他直接去了现今的小东营5号，在那里见到了黄兴和大批起义者，其中就包括已在前一天抵达的方声洞。田苹告诉记者，在烈士名单中有留学生、海外侨胞、记者、教师、工人、农民、军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轰轰烈烈地牺牲在一起。他们都是追求自由、幸福理想的先驱，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共同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历史。”
“以天下人为念，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迩者与海内外诸同志共谋起义，以扑满政府，以救祖国。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对林觉民、方声洞们来说，他们所为的，只是心中坚定的信念和理想，即便明知自己要面对的，是死亡。
舍身取义，虽死吾往矣
“用几百人打几万人，烈士们明知后果，但是还是要去做，这是以身殉国，来唤醒四万万人们。” ——孙中山
对一场被后世认为无异“飞蛾扑火”的起义来说，死亡来得是那样迅速。
“下午5点25分，广州起义开始。敢死队员脚穿黑面树胶鞋，腰缠炸药，手执枪械，一路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几乎全军覆没。”小东营5号内，至今仍保存着当年两广总督署衙门前的一对石狮。其上密布的弹坑仿佛在向记者诉说那一战的残酷。张磊告诉记者，林觉民其实手无缚鸡之力，战斗发生后不久就腰部中弹，被敌人俘虏。“很多起义者都和他一样，战斗力很难与训练有素的官兵相比，都是凭着理想的支撑，以蚍蜉之力，去与大树硬撼。”而据记载，还有一些白发老者甚至是身体残疾者，也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们的生命几乎是在被收割，结局可想而知。
就在林觉民受伤被俘时，紧随黄兴冲出敌人包围的方声洞，却在遭遇另一队前来接应的革命者时，因误会发生枪战，令人扼腕地死于当场。
“方声洞被误杀，足见当时起义情势的混乱。”张磊表示，因为清政府已事先得知了起义消息，加大了盘查搜查力度，导致部分起义武器和人员没有到位，既定部署被打乱。“原先10路人马同时举事，后来演变成黄兴一方被迫仓促发动，兵败如山倒。”
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公审林觉民，“林执意席地而坐，用英语应答，面对劝诱不为所动。”其气节甚至让张、李为之心折，据记载，“李准下令去掉林觉民的镣铐，甚至为其亲捧痰盂。”而张鸣岐则如是评价这样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奇男子。”被关押期间，林觉民米食不进，几天后被押赴刑场，神态从容，慷慨就义。
与林一起被处决的还有其他一些革命者。“当年当日，慷慨赴死者比比皆是，从容淡然得令清吏胆寒。”在田苹口中，记者听到这样的讲述，“宋玉琳，于刑场上大讲革命事业之争议性，令问官无言以对，遂笑而赴死；饶国梁，在临刑前高呼‘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陈可钧，被害前怒骂清吏‘尔等利欲熏心，血液已冷，乌能知此？’；李雁南刑时求速死，让刽子手‘用枪从口击下’，饮弹而死……”
其后数日，在城内革命人士的努力下，林觉民、方声洞们的遗体被运至现在的黄花岗烈士陵园处埋葬，这群“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热血男儿，终得一掊安息的黄土。
“其实革命者们事先已知起义消息泄露，却还是义无反顾。”接受采访时，张磊动情地告诉记者，对时局的强烈不满，对救国的迫切期望，还有这些进步青年们心中怒放的理想之花，让死亡在那个年代，对他们来说成了一种归宿。
张老的话让记者想到了“注定”这个词——13岁的林觉民，曾在科举考场上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7字后洒然离去；17岁的方声洞，只身赴日投身拯救民族兴亡的大业——或许从那时起，他们便注定了会有今日这番悲壮的抉择。
革命的号角，用生命奏响
“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孙中山
林觉民就义时，他的岳父陈元凯正在广州任职，托人连夜赶到福州报信，让女儿陈意映火速逃离。陈意映匆匆拖着8个月的身孕开始逃亡。
某日，不知是谁冒着风险将一个包裹送到意映居处，包裹里正是林觉民的决笔：“意映卿卿如晤”“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当哭相和也”……
爱犹在，人不还。5月19日，悲伤过度的陈意映早产，两年后终追随林郎去了，郁郁而死的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却直到百年之后，一位叫齐豫的歌手为她唱出了所有的思念和悲伤，“觉，当我看到你的信，我竟然相信，刹那是永恒。爱不在开始，却只能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时，当做被爱了一世……我守着数不完的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地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作纸上的，一个名字？”一首《觉(遥寄林觉民)》，唱痛了世间人。
同样是在5月，家住汉口的商人方家湜终于等来了儿子方声洞的来信。念子心切的老人直到展信前或许还在想，儿子要回家了，先跟家里打声招呼吧？等待他的，是熟悉的笔迹，和无尽的心碎：“父亲大人在上，这是儿子最后一次亲笔给您写信。当这封信送到您老人家手中，儿已不在人世……”“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子孙万世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几个月后，日本的王颖得知丈夫死讯。那一刻，她终于明白，为什么丈夫临走前总和自己说“对不起”，为什么他在拍照时，会那么执着和深情地看向儿子……
千思万想，却等来一封家书；日念夜盼，却换回一纸绝笔。其实除了林、方二人的《与妻书》、《禀父书》，张磊告诉记者，起义之前几乎每个革命者都留下了临终的文字。如黄兴在给邓泽如的信中说：“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绝笔于此，不胜系恋。”广东李晚起义前日写下了《与家兄诀别书》，“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陈意映和方家湜们的泪水，那个草木含悲的5月，润湿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许多角落。
“今天重读这些家书，会帮助我们走进英雄的内心。”张磊告诉记者，历史是有血有肉的，是一种最质朴的语言，历史上绝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圣人式英雄，只有在理解林觉民、方声洞们对妻子、儿女和父母的无限依恋、热爱和不舍，才更能震撼于他们那种“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可贵情怀。
是啊，“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这是何其难能可贵的舍弃？而当如此挚爱的亲情都不惜为理想舍弃；当慨然赴死的英雄，在当日中国大地已比比皆是；当革命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我们实已不难理解，何以后世史学者，会形成“没有黄花岗起义就没有武昌起义”的普遍认知；也不难理解，何以中山先生，会赞之曰“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特派记者 张磊 广州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