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立宪派的鼓噪
高立志
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
对于清政府的这个姿态，革命和维新人士无疑反应大相径庭。革命党人最典型的反应就是吴樾狙击五大臣，而维新人士还是认为改良的社会成本更低，不排斥和政府合作。
热脸贴上冷屁股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闻悉“预备立宪”，有了和慈禧太后捐弃前嫌的想法——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1906年12月9日以“保皇会会长”名义在美国发表公告，通知海外170余埠的“保皇会”在1907年旧历元旦起更名为“国民宪政会”，并附简要章程24条，提出“上崇皇室、下扩民权”的政纲，拟推载沣为总裁，设本部于上海，并向清政府请求立案，但未被承认。
1906年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于上海愚园，以“奉戴上谕立宪，开发地方绅民政治知识”为宗旨，敦促清廷早日立宪。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张謇、汤寿潜。主要人物包括朱福诜、孟昭常、赵凤昌、温宗尧、张元济、刘厚生等，约270余会员，主要为江苏、浙江、福建的官绅和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发愤为学、合群进化”。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之后，其他各省各种立宪、自治团体例如“直隶宪政研究会”、“湖北宪政筹备会”、“湖北宪政公会”、“福建政与会”、“政闻社”等大大小小几百个立宪团体也相继诞生。其实包括“预备立宪公会”在内的所有立宪团体中，策划和组织最早的却是海外由梁启超发起的“政闻社”。
“政闻社”艰难成立
“政闻社”的策划始于预备立宪上谕公布后不久。梁启超由于在政见上与康有为产生严重分歧，所以并不热心由康操纵成立的宪政组织。他与杨度、蒋智由、徐佛苏、熊希龄等人计划联络江浙的立宪派人士张謇、郑孝胥、汤寿潜以及朝廷重臣袁世凯、端方等，准备在国内发展，组建一个大的团体。
但“政闻社”还没有成立，这些发起人之间就产生了分歧。结果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江浙派率先在上海另组“预备立宪公会”，杨度抢先以宪政讲习会的名义吸收会员，杨度后来又组“湖南宪政公会”。一直拖延至1907年，梁启超才创办了《政论》，蒋智由任总编，鼓吹君主立宪。
10月17日，“政闻社”在东京正式成立，马相伯为总务员，徐佛苏和麦孟华为常务员。“政闻社”的立社宗旨有三条：一、确立立宪政治，使国人皆有参与国政之权；二、对于内政外交，指陈其利害得失，以尽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三、唤起国人政治之热心及增长其政治上之智识与道德。其成立大会，还受到意见相左的同盟会会员张继、陶成章、宋教仁等人的冲击。
政闻社随后便派大批社员回到国内各地活动，次年“政闻社”总部迁到上海，创办法政学堂，联络国内立宪团体，秘访王公大臣，向南北各省扩展组织。当时该社活动的最大目标，是要求速开国会。
这与“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的目标不谋而合。
“请定三年内召开国会”
1907年8月，清政府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直属于军机处。宪政编查馆下设编制、统计两局。各局置局长、科员若干人，另设提调二人。以后又陆续增设了译书处、图书处、官报局等机构，负责办理宪政、编制法规、统计政要以及“翻译东西各国宪法”等事务，以研究利用最有利的宪政形式来保持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
这年夏，国内产生了一股强大的“请愿速开国会”的舆论，请开“国会”的折呈连连不断。1908年7月，政闻社以全体社员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请定三年内召开国会，“开设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
慈禧太后对“政闻社”的活动也早已不满。适逢“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上书弹劾主张缓行立宪的宪政考查大臣于式枚，清政府乘机将“擅行请革大臣”的陈景仁革职，并于8月13日以政闻社“多悖逆要犯”、“纠结党羽……阴谋煽乱”为由，下令予以查禁。
随即有报纸评论说：“惩一陈景仁，而与景仁同一宗旨者莫不惩；全一于式枚，而与式枚同一宗旨者莫不全；斥一政闻社，而与政闻社同一宗旨者莫不斥。政府之用心、之手段，肺肝如见矣。”
“九年筹备立宪”
不仅是立宪派的鼓噪，还有革命派越来越密集的起事，奕劻等认为不立宪，无由消弭革命。面对这一局面，8月27日，清廷不得不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立宪清单”。慈禧和光绪死后，摄政王载沣着急做件“顺民意的事来扬威立信”。宣统元年即1909年清廷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谘议局。
但立宪派人士借谘议局公开活动，此时清廷已经不能明目张胆地横加干涉。江苏省的雷奋、方还、孟森、杨廷栋，浙江的陈黼宸，直隶的孙洪伊，湖北的汤化龙、张国溶，湖南的谭延闿、罗杰，四川的蒲殿俊、罗纶，福建的刘崇佑、林长民，山西的梁善济等地方各省立宪派人士声名大著；一些同盟会会员也成为谘议局议员，例如广东谘议局的陈炯明、邹鲁，浙江谘议局的汤尔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