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
9月初，格非新作《春尽江南》亮相北京图书博览会。这是格非继《人面桃花》、《山河如梦》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为“乌托邦三部曲”画上了句号。
自从2000年格非从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系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这十年里，格非一直在家静心写他的“乌托邦三部曲”。《人面桃花》记录了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如梦》写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实践，《春尽江南》则探讨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
在时间跨度长达百年的“乌托邦三部曲”里，不同的中国人都在通过政治、战斗、革命、运动、经济等手段构建他们心中的理想国，寻找他们心目中的桃花源。和以往一样，格非在小说中延续了特有的坚韧、优雅和睿智，在艺术结构上运用了音乐的对位、赋格构成法，除了对社会表象出色的描写，还将社会生活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升华到寓言的高度，对国人百年的情感和灵魂经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反思。
“我原本没有写三部曲的打算，只想写一部能够把中国近现代一百年的历史放进去的作品，可收集的素材光笔记就有四五本，总觉得写一个作品不够容纳，才有了这个三部曲的诞生。”格非承认，写“三部曲”是受马哈福兹的“开罗三部曲”的启发，当时他刚写完《欲望的旗帜》——“我是否可以用三个长篇小说来表达我对乌托邦的想法？后来动笔写的时候，我并未完全按照马哈福兹的方式，但也保留了他的一些做法，三部曲的主题大致还是统一的。”
最近这些年，在清华大学当中文系主任的格非阅读了大量从晚明到清代的书，从黄宗羲到顾炎武，包括余英时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这些影响都留在了小说里。在 采访中，他经常提到拉什迪：“《午夜的孩子》真是杰作，野心勃勃。一位作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还能用那样充满激情的、复杂的宏大叙事去写作，我非常佩服他，这种写作的雄心在中国作家中几乎绝迹。”
访谈
“这个时代的变化触目惊心”
《春尽江南》：这个时代确实提出很多新的挑战和命题
南方日报：怎么看待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的变化？
格非：现今社会的变化特别剧烈，90年代写完《欲望的旗帜》，我想去寻求新的角度，也需要自己停一停。那时压力很大，观察、描述现实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疑虑，看不清楚，又不太愿意重复以前的东西。
时代的变化触目惊心，原来不敢想的都在发生，这个时代确实提出很多新的挑战和命题，丰富性也超越了想象。我为什么要写《春尽江南》，我们怎么评价这个社会？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从经济的成就来评价，可以从社会发展方面来评价，而我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我首先考虑的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人，现在这个社会里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些人究竟对这个现实是什么样一种反映？这个社会究竟是让我感到舒适还是不舒适？我们觉得压力非常大，没有前途是为什么？这个观感我们怎么解释？
我的想法是把我个人的观点，写到《春尽江南》里头去，我把我的观点分散到很多人物的身上，通过不同的人来表达：这个社会20年的发展和变化，究竟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什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对我们现在的生活进行反省？
如果说我有什么目的的话，我希望读者在看这个《春尽江南》的时候，能够从作品里面找到他自己，看到他自己的灵魂，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想法。而不是我自己在那里说，我希望自己是躲起来的，这是我写《春尽江南》的一个体会。
南方日报：我很高兴看到《春尽江南》，我感觉到你这十几年来，一直在跟时代对话，保持对社会的对话和思考。《春尽江南》是当年《欲望的旗帜》的延续。
格非：我是一个比较悲观主义的人，当年写完《欲望的旗帜》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写作。
我很希望写一部能够把中国近现代一百年的历史放进去的作品，当时想通过地方志的一个结构来写作。可是我当时到上海图书馆，包括华东师大，找了很多地方志的书来看，做了大概四五本书的笔记，但是两年以后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一本书里，我可能完成不了，那我是不是要把它分成三部来写。我是否可以用三个长篇小说来表达我对乌托邦的想法？后来动笔写的时候，我并未完全按照马哈福兹的方式，但也保留了他的一些做法，三部曲的主题大致还是统一的。当时的考虑是第一部可能写辛亥革命，第二部写“文化大革命”，第三部写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可当写完第一部《人面桃花》以后，我在写第二部《山河如梦》的时候我突然改变了想法，我觉得第二部不能写“文化大革命”，如果第二部我写“文化大革命”的话，这三部曲给人的感觉都太刺激了，所以我把时间提前到了50年代大跃进时期，50年代是中国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期，能够寄托我个人很多的想法和情感，所以第二部《山河如梦》就把时间段提前到了50年代，稍微有一点提前性，我第三部《春尽江南》来写中国当下的现实，我当时的想法是打算让整个的故事在三个月之内结束，整个故事的时间只有三个月，既然是《春尽江南》，从春天开始到春天结束，差不多三个月，这个故事就完了。
我觉得时间这个概念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间在过去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是有长度的，可是今天的时间变成了一个空间性的东西，什么意思呢？我小说里的主人公有一个说法，今天这个社会活一百年跟活一年差不多的，你该看的东西都看得见，时间的作用开始消失了，所以三个月足够了，后来我考虑还是把时间扩大了，整个的跨度是二十多年，这样来表达我的想法。
南方日报：“乌托邦三部曲”写了一百年，很多作家都喜欢写史诗小说，你是否有这样的野心？
格非：我不好评价别人。史诗小说不敢当，写它的年代也过去了。虽然现在没人再去写史诗，但是这样的梦想依然存在，作家当然希望尽可能深刻地表现他的时代，去描绘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我也有这种冲动。但我不会采取过去编年史的写法，而是想用完全个性的手法，来勾勒一个大的变化。这仅仅对个人的意义而已，具体的历史走向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能否写成史诗，倒是没考虑过。
三部曲：表达自己对乌托邦的想法
南方日报：在这部小说里，能够看到你和宋琳、胡河清、李劫等人的影子，也不难感受到知识分子适应商业社会的痛苦，你在写小说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痛苦呢？
格非：大学的象牙塔没有了之后，知识分子只能在土地上生存，今天大学制度都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尤其是人文，大家这个过程都在衰退，不仅是我，我觉得知识分子的光环今天已经不在了，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去看知识分子，所以卡尔唯诺的预言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
我在写第三部《春尽江南》的时候很痛苦。我会故意地把第二部《山河如梦》的距离拉开，如果故事发生在“文革”的时候我自己已经有记忆了，我会正面地去描述“文革”，但是这个我不能去忍受，所以我把历史和时间往前推。
在写《春尽江南》的时候要调整一个状态，我多次回到我的老家，也访问了很多的人，比如说律师，我原来不了解律师的生活及我去了很多律师事务所，了解他们怎么打官司，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通常怎么处理。
当然诗人的生活我比较了解，小说里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房地产商人，还有黑社会，这些我不了解的。但我希望了解，有一个朋友跟黑社会有关系，我也通过他去了解黑社会的状况，了解了以后，感觉完全是另外一个社会。
怎么化解这种痛苦呢？我觉得一定要写一个诗人，我至少可以通过诗歌的方式让小说里面有一些安慰性的东西，要不然这个世界让人太不能忍受了，作为一个诗人，他对这个世界感受的丰富性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我有很多朋友是写诗的，他们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是让人尊敬的，因此诗歌在今天是没有很多利润的，小说相对来说是容易的，而诗歌是要花费全部精力，同时又没有什么前景，诗人对世界的回应是很复杂的。
我把主角写成一个诗人，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有一些相对有机的部分，能够重新来召回文学或者诗歌的力量，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的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了，正因为如此，文学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我觉得它能帮助我们，它可能不能帮你分到房子，不能帮你赚钱，但是在很多关键的部分可以支持你活下去。
南方日报：但你的小说到最后，端午也没有找到未来的道路和答案。
格非：有人说你的作品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指明一个方向，因为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有责任。我当时回答说，一个在学校里当老师的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你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你跟其他的教师一样，你需要对学生负责，你可能也参与社会活动，比如说你会去农村去做调查，你会关注一些事件，比如说日本的教授做得非常好，他们会到农村去做医疗保险系统，帮助农民去卖大米，我觉得这样的事值得做。
但是我并不认为一个作家当他面对文学的时候也完全照搬这样的方式，因为他面对文学的时候任务是完全不同的，他有和公共知识分子重合的部分，而且还有一些隐秘的部分，我们要考察人类自从有文学以来整个文学的功能，所以你面对写作的时候，我是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老是去教训别人，你应该更谦虚地去面对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萨特做得非常好，他自己在做哲学的时候，层次非常深入，同时他也介入很多的公共事务，我觉得今天一个作家或者知识分子，当然两者都很重要，我希望适当地作一些区分，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希望更加自由一些。
知识分子：诗人对世界的回应是很复杂的
转变：我希望做一些探索
南方日报：你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以一个先锋作家的身份出现的，现在我们看到你的三部曲非常的现实主义，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
格非：我觉得先锋性永远需要，在一部作品里面，任何一个作家你想写好作品，一定要用新的方式来开始，因为别人的方式不一定适合你，你需要去综合，需要发现你自己的方法，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形式，我个人写《人面桃花》如果你跟80年代的一些作品比较的话，大家会觉着别人的作品可能会更传统。
我希望做一些探索，但是我不希望这个探索，文本不是那么外在，我希望它更加内在一些，我在写这个三部曲的时候有一种冲动，希望去写一种很怪的小说，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因为这个三部曲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系列，我必须尊重这个三部曲本身结构上的要求，但是并不表明我的小说以后就是这样。
我可能会有很多新的想法，也可能会在文体上做一些试验。我觉得当今世界的国际文坛很多的优秀作家，他们其实一直没有停止形式上的探索，这是非常让我尊敬的。
所以我觉得先锋性也好，对形式的探索也好，这个过程在中国的文学界远远没有结束，也不应该结束，我觉得要一代一代的作家去开拓这个边界，使整个负载信息的手段能够更加的丰富。
南方日报特约记者 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