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山纪念堂竣工图景。
■百年辛亥百媒行·中山纪念堂
■百年潮 越秀山下念中山，百年革命求自由
从越秀山顶的纪念碑俯瞰中山纪念堂，仿佛有长风从耳边呼啸而过。这风来自历史的深处，卷走落叶尘埃，只留下身边粗粝凝重的碑石，和眼前纪念堂那片湛蓝的琉璃瓦飞檐。
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在时代的惊涛骇浪冲刷之下，凝结为屹立不动的形体。
时间回到1925年3月12日，革命未竟，孙中山先生于北京恸逝。其时，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虽已结成革命同盟，但孙中山身后留下的却是扑朔迷离的棋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那是英雄与枭雄逐鹿的年代，那是希望与绝望共生的年代。从孙中山逝世的1925年，到“九一八”事变暴发的1931年，虽则中国时刻处于外患欺凌的艰难困窘，却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获得了短暂而脆弱的平静。
正是在这个时期，广州作为反清起义的首义地、北伐革命的起源地、国民政府的成立地，是对于民国建立居功至伟的一座城市，也是国民革命的圣地。由国民党元老提议，几经曲折，中山纪念碑终于树立在越秀山巅，中山纪念堂终于拔起于越秀山脚。
越秀山，南粤王城的所在，乃是古代广州城的起点；而于广州的现代历史上，越秀山再次成为一个原点。历史的巧合如此动魄惊心。
1931年10月，正当国民党人仍在为中山纪念堂的落成弹冠相庆之时，他们心中一定有着深深的不安。就在一个月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事变，进攻东北军。从那时候起，中国就开始了14年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独立战斗了整整4年，何其悲壮！
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中山纪念堂也与人民共同受难。1938年6月8日，日军飞机轰炸纪念堂，当时曾把纪念堂的五角轰塌了一角。
1945年，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在中山纪念堂代表广东侵华日军签署降书。又历4年内战，新中国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在纪念碑至纪念堂的一脉上，延建了广州市人大、广州市政府。历史仿佛在暗示，由中国共产党继承的民主革命大统，终于取得胜利，成其圆满。
如今，每天不知有多少人登上越秀山，登上中山纪念碑，在朗朗乾坤下，庄严诵读镌于碑上的《总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铿锵有力，字正腔圆。
回看身后苍茫大地，已换了新颜。
■辛亥风云
孙中山出生地——中山市，逝世地——北京市，纪念地——广州市，是缅怀中山先生的三大要地。位于广州市东风路的中山纪念堂，被称为中山精神的“建筑华表”。在游览参观这座雄伟庄严的建筑时，或许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在它诞生的前前后后，发生过多少故事，翻滚过多少狂澜。
动议建堂“以伟大之建筑，作永久之纪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以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和中华民国国民党总理的身份在北京与世长辞。国民党人痛失总理，举国上下为之悲恸，社会贤达与民间组织纷纷发表动议，建议政府采取各种方式纪念孙中山先生。
同年4月1日，国民党元老林森以“革命纪念委员会董事”名义致函当时的广东省省长胡汉民：建议在广州观音山（越秀山旧名）建立一座纪念碑，山下旧总统府原址规划为“中山公园”。胡汉民次日复函同意，“以伟大之建筑，作永久之纪念”，并建议要“铸像筑亭，垂诸久远”。但当时政府无钱可拨，胡汉民建议树碑立像通过募捐筹资。
原本经过中央党部议决的事情，政府应当从速办理才是，但由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高层陷入“接班人之争”和“路线之争”，建纪念碑和纪念堂之事在熙攘一时后，竟被搁置起来。
孙中山在去世前没有指定接班人，只留下来三份遗嘱；即“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给苏联致函”。其中“国事遗嘱”云：“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孙中山在离世前的1924年1月，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着重讨论国民党的改组问题，通过了《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核心内容是重新诠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因此《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实际上是标志国共合作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显然，孙中山在生前是非常坚定地推动国共合作的。
风云突变谋杀廖仲恺 排挤共产党
然在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之后，反对国共合作的人终于无所顾忌了。国民党内“反共产”口号不断高涨，一时甚嚣尘上。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确定用委员制取代大元帅府的一长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廖仲恺、张静江、谭延闿、许崇智、林森等16人为委员。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然而就在国民政府仅仅成立大约一个月的1925年8月，廖仲恺被歹徒公然刺杀。
廖仲恺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黄埔军校总党代表兼农民部部长。廖仲恺坚定地支持孙中山进行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原则，在国民党内，廖仲恺联共态度鲜明，一直被视为“亲共”、“袒共”分子，甚至是“共产党的工具”。
廖仲恺被刺后，国民政府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审理“廖案”。其结果是幕后真凶没有抓到，汪、蒋却借助查案排斥异己，以作案凶手与胡汉民堂弟胡毅生以及数名许崇智所部粤军军官有瓜葛为名，上演了一出“排胡逐许”的闹剧。蒋助汪排胡，将胡汉民逼走苏联，为汪巩固“最高”地位扫除障碍；而汪助蒋驱许，迫许崇智交出粤军总司令兵权黯然赴沪，为蒋独掌军权打开了通途。蒋介石借此机遇，由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升任为党军、粤军总司令。
然而在胡、许离粤后，汪、蒋并没有稳定党内局面，国民党内的反共势力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猖狂。林森、邹鲁在北京联合居正、叶楚伧等14人组成了“西山会议派”，并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中国共产党“非法”，并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顾问鲍罗廷”等公开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议案，并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
重启决议重申总理遗嘱 纪念碑奠基
在孙中山去世后的几个月间，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已不仅仅表现为思想上的斗争，矛盾的激化已经到了消灭肉体和另立山头的分裂地步。鉴于这种局势，国民党中央于1926年元旦—元月20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58人，其中邓颖超、吴玉章、向忠发、叶挺、李富春等共产党员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产生36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有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7名共产党员；候补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毛泽东、邓颖超等7名共产党员。（蒋介石在二大之前既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二大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此外，胡汉民虽无参加会议，依然当选执行委员，不过名位排在了蒋介石之后。）
二大会议期间，应代表要求，审判委员杨匏安在会上作了“廖案”侦缉情况的说明；会议谴责反共右派的分裂活动，将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对其余12人分别给予警告和除名的处分；林森也没有参加会议，受到警告之后被派往南京修建中山陵；大会期间由汪精卫报告“接受总理遗嘱经过”，并一致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所提“谨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履行之”的决议，旋由主席团提出：“择观音山从前观音庙旧址，及该山最高处，建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以垂永久。”
1926年1月5日10时30分，大会代表180余人，齐集大东门中央党部，分乘30多辆汽车直到山麓，然后步行上山；至11时，在山顶举行“纪念碑奠基礼”。
建堂壮举全球征集设计 吕彦直中选
纪念碑自行奠基礼后，1926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秘书处成立“建筑孙总理纪念堂委员会”，连续数月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悬赏征求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纪念碑图案》公告。
历史走到这一刻，被搁置了大半年之久的“修建纪念堂动议”才真正得以启动。回眸国民党二大，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就是宣布“接受总理遗嘱”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在此方针指引下，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7月誓师北伐，由国共两党组成的北伐军数月间连克长沙、武昌、九江、南昌、南京、上海。与此同时，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筹建工作也在循序推进。
1926年9月广州国民政府“筹建中山先生纪念堂委员会”聘定的美术专家、建筑专家揭晓评判结果：设计师吕彦直获一等奖。
国民党向海内外悬奖征集中山纪念堂设计图案，轰动了国内外的建筑师和美术家，许多人纷纷报名应征。结果年仅32岁的青年建筑师吕彦直拔得头筹。吕彦直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但他对自己的才学满怀信心，毅然报名，与众多的国内外知名建筑师展开竞争，终于一举夺魁。吕彦直设计中山纪念堂图案，融汇中国古代建筑与西方建筑的精神，庄严简朴别创新格。其全部平面图呈一警钟形，寓含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之意，因而受到评选者的一致推崇。
1929年12月5日，中山纪念碑竣工；1931年10月10日，中山纪念堂主体工程完工。然而当初《悬赏征求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纪念碑图案》中所要求“纪念碑刻第二次代表大会《接受总理遗嘱议决案》”的条款却没有被履行。原因很简单：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清党，国共合作就此破裂，历史在这一天转了一个大弯。而在这个事件的背后，是国民党内部派别之争。
■专家点评
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亚洲艺术教授赖德霖：
“纪念堂传承孙中山正统”
广州近代城市中轴线主要包括三栋建筑：广州市府合署（广州市政府）、广州中山纪念堂、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中山纪念碑）。
从历史意义上来看，中山纪念堂是缅怀孙中山先生的重要遗迹，从建筑学角度来看，中山纪念堂则是中国难得的将中西方建筑特色熔于一炉、达到和谐至善境界的建筑。
根据吕彦直遗留下来的手稿和有关专家的研究，吕的建筑思想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公共建筑，为吾民建筑精神之主要的表示，必当采取中国特有之建筑式，用科学原理行构造；第二，民治国家之真精神，在集个人之努力，故公众之建筑，务宜宏伟而壮丽；第三，中国之建筑式为重要之国粹，有保存发展之必要。”这三点中心思想，始终贯穿于吕彦直设计中山纪念堂的始终。
纵观纪念堂的建造过程，它是在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争中付诸计划和设计，并在广州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宁粤分裂局面下完成的，体现了广州国民党通过捍卫孙中山以表明自身正统性的意愿。中山纪念堂于1931年10月10日竣工。建筑的室外檐下高悬天下为公横匾，表明广州国民政府向于总理之公和不背离孙中山遗愿的态度。在室内，主席台后壁上镌刻的孙中山半身浮雕像和下方遗嘱全文成为整个会堂的视觉焦点。在任何集会过程中，集会者都要仰望孙中山像，而像中的孙中山也在注视着集会者。人们在这里开会便成为以孙中山为精神领袖，对他进行汇报并接受他的遗教的礼仪活动。
可惜后来历史的发展违背这种意愿，国民党派系之间的斗争、排挤共产党员、发动内战的种种做法，一再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终于将自己扫进了历史的废纸篓。然而，中山纪念堂如今依然屹立，象征中山精神至今依然在中国大地上代代传承。
■光影穿越
日军曾轰炸纪念堂
7年后在此签字投降
1931年，中山纪念堂落成时，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会堂式建筑。迄今为止，全球有300多座中山纪念堂，广州中山纪念堂仍是其中最大一个，中山纪念堂总占地面积6.2万平方米，大堂外高52米，主体建筑总占地面积（包括大堂四周平台）1.2万平方米。当时建造这座纪念堂，可以说是举全国之财力，汇集了全世界最好的建材。1931年11月18日，中国国民党（粤）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中山纪念堂开幕，揭开了纪念堂作为会堂式建筑使用的帷幕。
在抗日战争中，中山纪念堂也曾遭到过日本战机的轰炸。1938年6月8日，中山纪念堂继一日之后再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燃烧弹一处落在西台阶，另一处弹片嵌入建筑物后墙，至今在中山纪念堂仍能找到当年的弹孔。抗战胜利，日军投降，国民党将中国战区划为15个受降区，其中第二受降区以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受降主官，日本投降的部队集中于广州，并在广州办理投降事宜。广州中山纪念堂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1945年9月16日上午10时，日军将领田中久一神情沮丧地走进中山纪念堂，在讲台上（今舞台）签字投降，主持受降的是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纪念堂作为广州最大的会堂建筑，继续见证许多重大事件。1958年1月，毛泽东与董必武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接见群众时参观中山纪念堂，称赞说：“这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造的伟大建筑物，谁说中国人不行？”1965年7月16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来到中山纪念堂观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他们入场时，全场观众起立报以热烈掌声。
改革开放后，中山纪念堂“身兼四职”，既是重大会议、活动的召开地，又是缅怀孙中山先生纪念地，还是爱国主义教育地，而且越来越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承载地。为了贯彻“文化惠民”的宗旨，每年新年音乐会，中山纪念堂都保留相当数量的最低50元的平价票。每年元旦新年去中山纪念堂听新年音乐会，已经成为广州一大文化盛事。去年广州市迎接亚运会时，多场倒计时活动都是在中山纪念堂广场举办的。亚运火炬传递广州站的起点，也设在了中山纪念堂。经历80年风风雨雨，至今中山纪念堂仍是最让广州人自豪的伟大建筑。
中山纪念堂大约10年就要经历一次大修。上一次大修是在1998年，当时广州市政府斥资5300万元，对中山纪念堂进行大规模的维修。主要包括翻新和修补，更换了中央空调系统、舞台灯光音响系统、消防监控和保安监视系统，还在舞台前设计了活动升降乐池，既使舞台面积扩大，又增加了表演的灵活性。预计中山纪念堂下一次大修将安排在明后年。
南方日报记者 曾妮
通讯员 徐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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