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树增。
●南方日报记者 吴敏 实习生 钟慧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曾写作《长征》、《解放战争》等作品的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推出了新作《1911》。近日，他在广州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十年前出版《1901》、如今出版《1911》，以及尚未开始写作的《1921》，王树增说，他要通过描绘中国近代史上最跌宕起伏的40年，去梳理中国人的心灵史，去绘制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
穷则变，变则通。在中华民族古老的血液里，这种文化基因早已种下。王树增说，《1911》本质上不是写辛亥革命，而是一个民族不断自我否定，追求完美社会的纠结的心灵历程。
谈新书 拿命去写，到日本档案馆翻资料
在面对这些100年前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们这代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跟他们相比，内心是有愧的。我们这代人能为民族做什么？夸夸其谈而已。而他们却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不惜献出生命来唤醒国民的文明意识和变革意识。
南方日报：《1911》强调“非虚构写作”，像学术书籍一样列出了很多注释，你的写作参考了什么资料？
王树增：这本书我10多年前就开始积累，两年前开始写作。真是拿命去写，坐在那里两三天不动，为了查证一个资料，停在一个地方十几天二十天没动过。
比如说民国有个大案，关于宋教仁被暗杀案。当时报纸已经很发达了，各种报道、档案来往信件、国民党政府的资料、民间流传的资料都互相矛盾。最后我得出一句话，没有确切史料证明是袁世凯主谋。袁世凯很聪明，这事一出，99%的人都会说是他干的，他不会做这种傻事，虽然有部分资料直指他，但都被我否定了。
这些资料中有前辈的研究成果，有现成的宫廷档案，还有档案馆的历史史料。为此，我在日本的档案馆都翻过。可以说，日本算是辛亥革命的后勤基地，所有当时重要的领导人都在那里活动，日本档案馆有很多信件、文件的原件。日本到处都是孙中山像，我到日本一个小饭馆吃饭，房梁上竟然有孙中山和关公像。饭店老板说，横滨的老百姓都知道孙中山，对他很崇拜。
南方日报：在找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最让您感动的是什么？
王树增：当时最让我感动的是读林觉民的绝笔《与妻书》，这真是千古绝唱！他中间有一句话，他告诉妻子他为什么宁愿去死，他说：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民这样生活下去。这是多么高的一个境界？再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最后没剩几个人了，他们完全可以丢下枪逃走，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决定打，虽然明知一打必然会死。
在面对这些100年前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们这代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跟他们相比，内心是有愧的。我们这代人能为民族做什么？夸夸其谈而已。而他们却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不惜献出生命来唤醒国民的文明意识和变革意识。
南方日报：你在《1911》中花重笔墨去描写慈禧，呈现出了不一样的解读。
王树增：慈禧这个人是满族人，十几岁就入宫当秀女了，典型封建王朝里面出来的女人，她居然能决心要做东方伊丽莎白，这是多大的决心？不要太刻薄她，她绝对不是某些历史书上形容的，只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一个女人统治这么大的帝国，必有她过人之处。
慈禧这位女性很厉害，百日维新刚开始的时候，慈禧还是支持的，可惜最后一刻翻脸了。如果那时候搞新政的话，推行下去，可能整个历史都会改变。所以我一再说“晚了”，晚了30年，戊戌变法应该是改变中国近代史进程最好的机会。
谈辛亥革命 离开广州这块土地，辛亥革命无法叙说
整个辛亥革命其实都可以定义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与其说它是革命，不如说它是用“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剧烈举动来给这个沉闷的社会做一次文明启蒙，就是鲁迅说的“呐喊者”。
南方日报：在历史教科书上，关于辛亥革命的意义大多是关于反帝反封建，照你的理解，辛亥革命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什么？
王树增：辛亥革命更大的意义可能是一种不断地否定和唤醒。它与其说是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还不如说是一场思想启蒙。但是这种启蒙也是不彻底的，它如果彻底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五四运动了，五四运动是再启蒙。
整个辛亥革命其实都可以定义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阶级本身不成熟，胜利的希望很渺茫。我说它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它是用剧烈的举动来给这个沉闷的社会作文明启蒙，就是鲁迅说的“呐喊者”。
另外，辛亥革命实际上就是很前沿的，以激烈的方式开启了中国的变革序幕。它提出了很多先进的政治理念。像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的观念，包括革命的目的是让全数人安定的观念，这种概念都很先进。
南方日报：广州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王树增：离开广州这块土地，辛亥革命无法叙说。辛亥革命是这块土地上直接发生的事情，很多重要的史实都和这块土地有关，它是开埠最早的，占风气之先，民风也比较激烈，接受近代思想比较方便，所以很多志士都从这里出去的。我觉得别人可以不读辛亥史，但广州人不能不读。像72烈士的骸骨就埋在公园里，和市民生活融到一块了。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孙中山这位革命的先驱者？
王树增：我个人把他定义为一个伟大的启蒙家。是他提出中国要引进世界近代的政治文明，这在当时来讲是开天辟地的。那时候是在皇权统治之下，但是他要天下为公，所有的执政者都是人民的公仆，这样的理论在百年前是不可思议的。那个年代，谁敢反对皇权的可是要株连九族的。但他就是旗帜鲜明地引进这种现代文明，这点就足够他伟大了，足以原谅他的弱点。
谈民族基因 只有不断自我否定，才能进步
从戊戌往后大约三十年的时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跌宕的时段。这既暴露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弱点，也彰显了它的优势，所以说有很多纠结在里面。读懂了这一段历史，就读懂了中国，或者说就读懂了当代中国。
南方日报：从《1901》到《1911》再到您准备写作的《1921》，你说要绘制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指什么？
王树增：我认为中国近代以来，从戊戌往后，大约30年的时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跌宕的时段。读懂了这三、四十年的历史，就读懂了中国。
我们是想自由，但是我们的基因当中有很多的羁绊，我们的飞翔中有很多掣肘，这个掣肘是在基因血液里的。所以我们以史为鉴，在读自己。“自由”二字何谈容易，那是人类向往的彼岸。所以我说，人类的发展永远是在变动之中的，不停地把这些束缚悄悄地抽掉，使自己更自由一些，这就是人类文明向前进步的一个轨迹而已。辛亥革命就是想挣脱羁绊，奋力想翱翔的一个令人纠结的一段历史，付出这么多代价，终于打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之门，虽然革命的结果不那么令人满意，甚至还有点沮丧，但是没关系，这个门一打开就关不上了，打开了就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1911》写的实际上不是辛亥革命史，它有一条思想线：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变革永远是主流的。社会发展史，严格说起来就是变革史，变革就是自我否定，想进步就得不断地自我否定。这就是我写这本书，对今天中国的一个照映。
南方日报：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身上，这种精神图谱如何表现？
王树增：现在的年轻人非常乐于隔断自己和民族历史的联系，以调侃前辈为时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之前网上有人说黄继光是假的，我当时就火了。我觉得这不只是年轻人的错，是我们没有做好。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制度，我所谓的变革，就是不停地寻找漏洞，变换式样去堵住它。最可怕的不是完善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出现的一些波折，而是认为自己已经很完善了，这就是盛世心态，麻痹的只有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