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谈清末新政与危机的纠结

　　熊月之

　　清末新政内容相当广泛，实施的效果与影响差异很大。就新政与危机的关系而言，是多重危机激发了新政，没有先前的危机就没有后来的新政。就新政具体内容而言，新政与危机存在三种对应关系：

　　一是部分新政有利无弊，新政实施有利于危机的缓解，诸如裁汰撤并一些行政机构，司法改革，社会风俗改良。清政府将先前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这有利于更好地处理对外关系。设立商部，班列外务部之后、其他各部之前，后来将工部并入，改称农工商部，这有利于协调、管理实业，适应近代企业的发展。裁撤河东河道总督，将其所管业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裁撤詹事府和通政使司；裁撤粤海关监督、淮安关监督，粤海关事务归两广总督管理，将云南、湖北与广东的总督与巡抚机构裁并，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精简机构，有利于行政运作，也减少了冗员。

　　二是部分新政利弊参半，新政实施的同时引发了新的危机，如编练新军、教育改革。对于清政府来说，编练新军是完全必要的，编练的方式也是恰当的。但是，在编练过程中，引出了两大问题。一是巨额军费的增加，到头来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或系增加烟酒税所得，或系增加田赋所得，这就极大地刺激了民间对政府的怨恨。二是担负新军编练之责的袁世凯通过各种手段，在军队中培植亲信，灌输对其个人的忠诚，将新军变成他的亲军，变成其私人军队，尾大不掉。这引起慈禧太后的疑忌，导致慈禧与其后的载沣等人百计削弱、打击袁世凯，到头来加大了袁世凯对皇室的离心力，最终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完全正确。但是，第一，学生在学堂里学的是新知识，接受的是新思想，特别是那批留学生，经东洋、西洋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治的空气熏陶，回过头来，就觉得清政府专制、腐败，左右不顺眼，以至于相当多人走到了清政府的反面。难怪恽毓鼎在清廷覆灭后说：清末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一百年之成法，痛与铲除，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局面，罪魁祸首就是张之洞、张百熙，因为他们力主学生留学东洋。第二，办学堂需要经费，聘教员需要经费，学校管理需要经费，购买书籍需要经费。先前的私塾，在办学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尚可维持，换了学校，则不行。这就引起相当普遍的社会问题。

　　三是部分新政的效果，利弊悬疑。主要是官制改革与预备立宪，取决于实施的时机与策略，实施得当则有利于缓解或化解危机，不当则刺激或加重危机。慈禧与载沣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至少有四个环节很不妥当，一是通过官制改革而收汉族重臣的权利，二是皇族内阁的产生，不适当地强化满族权力，引起汉族大臣离心力。三是对立宪派的处置失当。1909年至1910年，立宪派请愿活动持续升温，声势越来越大。这些请愿活动，涉及的人很多，得到相当多的督抚支持，具有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且没有什么过激行为。清廷对此并没有加以适当的引导，先是拒绝，后是敷衍，最后辅以武力镇压。这样既丧尽民心，也丧尽绅心，将立宪派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四是载沣对袁世凯的处置，优柔寡断，先惩后靠，全无章法。

　　对于新政的作用与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方面，新政的积极意义相当明显。清廷覆灭了，也不能说新政全部失败了，且不说经济建设、司法制度、社会习俗、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即使是预备立宪，没有走完全程，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也不能说，假如不是发生革命，让新政继续下去，中国近代转型就会更加顺利。因为，革命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正是一部分新政刺激的结果，是新政无法继续走下去的结果。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