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1912 年8 月，宋教仁在孙中山、黄兴等人支持下，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为国民党，任理事并代理理事长，准备参与国会的选举。
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认为，宋教仁和袁世凯的关系是微妙的。宋教仁看到袁世凯的权势和影响力，希望将袁世凯推在前台，作为一个权力象征，来控制当时乱局之下的各方势力，但同时，又试图用制度建设来制衡和架空袁世凯。
如在地方制度建设上，宋教仁坚持省长民选。他认为：“吾国今日为共和国，共和国必须使民意由各方面发现。现中央总统国会俱由国民选出，而中央以下一省行政长官，亦当由国民选举，始能完全发现民意。”
这样的主张，本质上是分化中央的控制权，削弱袁世凯的权力，让袁世凯这个大总统束缚于一套共和的分权体制中。
彼时的宋教仁，理想主义满怀。他自信地认为，虽然国民党手中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当前要停止一切运动，专注于选举。“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1912年秋冬之际，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进入高潮。在宋教仁的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392席，大获全胜，此外的民主、共和、统一三党的得票总数，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
宋教仁曾不断说，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这一刻，似乎曙光在即。
踌躇满志的宋教仁到南方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宣讲，鼓吹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据见证者回忆，宋教仁当时显得胜券在握。他已准备好出任内阁总理。
真若如此，宋教仁将成为最大政敌，站在袁世凯的对面。
10月中旬，宋教仁忙里偷闲，返湖南桃源老家探母。彼时，宋无官一身轻，颇享林泉之乐。但各省党员不断来信催促，称大局初定，需他出来主持局面。
于是，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时，宋教仁拜母别妻，于1913年2月1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
宋教仁四处走，四处演说。当时，国民党选战大捷，党员们都很兴奋，显得斗志昂扬，跃跃欲试。宋教仁享受着个人政治生涯里最辉煌的一刻，所到之处，无不人山人海，锣鼓喧天，一时风光无二。
宋教仁的演讲侧重于论政，他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显得锋芒毕露。
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袁世凯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
3月9日，在南京，他言辞更激，称袁政府是“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他不断重复自己的主张：应建立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定正式宪法，再依法选举总统。
各地巡回演讲下来，很多党内同志开始为他担心，纷纷劝他稍作收敛，但他不以为意。唐德刚说：“宋少年气盛，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也。”
他没有想到，杀机早已潜伏。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来告诉他，可能会有对他的暗杀，他不信，还说：“光天化日之政治竞争，岂容有此卑鄙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
但3月20日，悲剧发生了。
宋教仁的灵柩移往湖南会馆时，前来送行的有几千人，所到之处，祭者不绝，道路阻塞，气氛静穆。
孙中山连夜从日本赶回上海，亲自主持了宋教仁的葬礼，并送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
(本文相关史实参考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唐德刚著《袁氏当国》等书，以及张俊、颜吾役合著《宋教仁之死与袁世凯逼选》、安宇著《鄂州临时约法新论》等文。)
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宋教仁生前口述的国民党之政见大纲。宋本拟至京后讨论公布，但在路上即遇刺，死后发表于1913年4月2~7日的《民立报》。)
吾人曩者大革命之目的何在乎？日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设良政治也。今革命之事毕矣，而革命之目的则尚未全达，是何也？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故民国成立已届年余，而政治之纷扰，无一定策画如故也，政治之污秽，无扫荡方法如故也。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
今有将倾覆之大厦焉，居者知危象之日著，非补缺救隙所可将事也，乃共谋破坏之，而为永固之建设，则其目的非仅在破坏之成功，而在永固之建设可知也。及至破坏既完，乃不复殚精竭虑为永固建设，使第成形式，即为已足，风雨一至，其易倾覆，固无异于曩时也。此苟安之计，非求全之策也。而今日民国之现象则如是也。故吾人今后之进行，当觉悟于吾人目的之未达，本此现具之雏形，而为一木一石一椽一栋之选择，坚筑基础，确定本干，则庶几大厦之建设乃完成，而始不违破坏之本意也。
夫今日政治现象即错乱而无头脑，而国民意思亦无统系条理之可寻，则建设良政治之第一步，首宜提纲挈领，发为政见，公布天下，本此纲领以为一致之进行，则事倍功半之道矣。吾党此届选举已占优胜，是国民所期望吾党者殷，而吾党所担负责任者重。爰举关于建设之大纲，以谋良政治之实现，吾党君子，其本此而奋励其进行焉。
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政府
而不是强人政府
辛亥革命后，中国该向何处去？当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由强权人物领导国家。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很多人、北洋军人和立宪派甚至梁启超都持此观点，孙中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另一种就是宋教仁的主张。他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政府，建立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共和民主政体。这一点从革命之初，到《鄂州约法》，再到后来的《临时约法》，他都一以贯之地坚持。
迟云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