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黄兴：功不必自我成
这个寡言重行的人，始终站在孙中山的身边和身后，将满腔的情感和满腹的智慧，化作无以伦比的行动力，留在了奔向共和的路上
本刊记者/张蕾
1914年的一天，美国人林百克收到中国人黄兴寄来的一个大包裹。
此前的9月29日，两人曾于芝加哥会面。这位在菲律宾做过法官、一贯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人，向第一次造访美国的黄兴提出，希望能为他写传记，为此，请他写些可用于传记的材料。
现在，黄兴如约寄来了包裹。动手拆包时，林百克激动得“手有点发抖”：“我想，那里面装着一位英勇的将军的生活历史资料。”他小心翼翼地把包裹打开，“像朝圣的信徒展读圣书一样”。
包裹里，是一份用打字机打成的、长长的文件——吁请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民主政体，反对袁世凯篡国。无一字涉及黄兴个人的勋业和生活。
黄兴，字克强，与孙中山并称为“开国二杰”，章士钊的挽联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武昌首义前，革命党人所经历的10次革命，大都由黄兴主持，“几乎是无役不与”。章士钊早年在《沈荩》一文中说：“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黄兴是甘冒巨险和深入虎穴的人，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识。
这个寡言重行的人，始终站在孙中山的身边和身后，将满腔的情感与满腹的智慧，化作无以伦比的行动力，留在了奔向共和的路上。
“谷中一鸣，众山皆应”
1910年5月30日，黄兴致信孙中山，讨论9次武装对抗清廷之起义失败后，革命的走向和计划。
黄兴在这封信中指出，推翻清政府最好的力量，就是它自己的军队。他分析了新军起义流产以后的广东形势，断言：尽管此前遭遇种种挫折，但是，“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这修正了孙中山长久以来主张的于边远地区起事的观点。
在结论中，黄兴预言：革命一经在一省爆发，各省将闻风而动，“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
胡汉民评价说：“其后进行计划，大略如书中所言。”
其实，早在1903年11月4日，在华兴会成立会上，黄兴就对武装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有过完整而富于远见的论述：
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
赴日留学是黄兴一生的转折点。1902年夏，黄兴被官派至日本弘文学院习师范。他的朋友和传记作者刘揆一称，他在那里学习到的西方知识，使他成为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鼓吹者。
1903年夏，黄兴回到长沙主持明德学堂新成立的速成师范班工作，兼任历史、体操等课目教员。“他的图画很好，白天上课在黑板上画瓜果，晚上计划革命。⋯⋯当时湖南所有各中学的学生都归附他。”他的同事张继曾如此回忆。
一次，黄兴在动物课上给学生讲鱼类，用盆端来一条活鲤鱼。他从讲鱼类的构造和基本特征，引出“鲤鱼跳龙门”的成语，对学生们说：鲤鱼是不可能成龙的。只是中国历史上有人想通过造反当皇帝，所以才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然而，中国换了不少皇帝，百姓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法国革命党人比别人聪明，他们在革命成功后将政体改为民主共和制，再也不要皇帝了。这样，百姓们才有了平等和自由。
语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这个黄秀才却不如此。流传至今的黄兴照片显示，这位共和元勋面庞白净，双眼皮，眉毛不枝蔓，眉眼搭配起来颇显平和，他不同时期面容上的最大区别，只在于胡子的样式。但是，在他身上，旧式知识分子的摇摆特性，几与其绝缘。
据李书城回忆：“弘文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黄克强先生在同学中一向是笃实厚重、不多发言的，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即异常坚决。”
有一晚，黄兴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他从事革命的决心，“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
“钱！您有钱吗？”
1910年6月15日，孙中山从夏威夷返回日本，与黄兴在横滨晤面，商讨第10次起义(即黄花岗起义)事宜。
这次在横滨的见面，同盟会成员、日本友人萱野长知也在场，他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孙逸仙乘坐的美国轮船刚刚靠岸，黄兴就跳上船去。两人久别重逢，极少谈论私事，很快转入对革命形势的讨论⋯⋯
当黄兴快要离开时，他对孙说：“哦！对了，钱！您有钱吗？”孙回答说：“是的，我有。”并把满满一皮箱的钱指给黄兴看。孙刚刚从美国归来，在那里，他向华侨募集了资金。
黄兴根本没有估量箱里的钱数，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好像记起了什么似的，他说：“哦！对了，我最好还是给您留点，也许您有时需要钱用。”顾不及点数，他留给孙几束钞票，走了。
目睹这一幕的萱野长知深受感动。“金钱的予者和受者，似乎都对金钱的总数毫不在意。这两位领袖之间终生不渝的感情，不能仅仅表述为一般的‘同志关系’；他们对待金钱财务的态度，也经常与此次相同。”
孙、黄日本会晤后，黄兴归国，具体部署起义。
根据黄兴当时的设想，是以广东省会一役，唤起全国革命之力量。革命一旦在广东获胜，黄兴便将率军北上，直捣湘鄂。虽然黄花岗起义没有实现这一点，但武昌起义及其后续事态，则正好符合了黄兴对国内局势的预判。
为了与两湖和长江下游诸省在行动上协调一致，早在二月间，黄兴派谭人凤携款二千元到中部省份，去资助那里十分活跃的革命势力，“组织当地的起义，与计划中的南方起义相呼应”。
黄兴的部署一贯缜密。但当时他大概也没有想到，谭带去的二千元，对改变历史的武昌起义，产生了意料不到的直接影响。
谭人凤带着黄兴的嘱托，携款来到湖北。通过同盟会中部负责人居正，同共进会的负责人孙武进行了磋商；通过同盟会成员胡瑛，会晤了文学社的负责人。谭人凤给居正六百元，给孙武两百元。用这些钱，他们在汉口的法租界、俄租界和武昌设立了起义的秘密机关。孙武后来偶然引爆了一颗炸弹，促使武昌起义提前举行，就是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