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师文静
台湾作家骆以军是一个故事大王，他几乎能用故事来回答任何一个问题。由于今年有多部小说在大陆出版，骆以军近日频频出来“透气”宣传自己的新书。
对于一位具有女性作家细腻文风的男性意识流作者，骆以军的小说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而这种创作方式又得到了两岸三地诸多评论家的推崇。日前，骆以军接受采访，畅谈自己的创作。
作家简介
骆以军，小说家。祖籍安徽，1967年生于台北。作品以小说为主，有《红字团》、《我们自夜间的酒馆离开》、《妻梦狗》、《遣悲怀》、《远方》、《西夏旅馆》，另有随笔集《我们》、《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我爱罗》、《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梦游街》。长篇小说《西夏旅馆》曾获得2010年“红楼梦奖”首奖。
>> 台湾作家不太可能靠写小说来生存
齐鲁晚报：长期在家写作，出来宣传自己是否是一种“透气”？
骆以军：透气是不错的，但如果它改变了你的生活形态呢？我一直觉得我坚持得住，可还是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改变。
这两年，我在外面的活儿比较多，要赚生活费，写专栏，还接很多评审、推荐或者写序的工作，赚一些钱。可我每次看到董启章，我都觉得他是我的对手，他拒绝了很多评审和专栏的工作。
齐鲁晚报：在你出名之时，有没有感受到来自台湾文坛前辈的压力？
骆以军：一言难尽。台湾那么小，张大春那一代作家们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很有名的青年作家了，到30多岁已成为职业作家。他们的书可以卖到20万本。
而到我们这一辈，拿第一个奖时评审就是张大春那一代作家。他们对我们有视野的给予，有文学信仰的给予。但是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想象性落差，我们以为拿了几个文学奖，出版社找我们出书，就可以以写小说为生。其实台湾是小市场，出书以后我们的小说只能卖2000本，这是我们当时的状况。到了30岁以后，我们这代作家就都面临生存的问题。
齐鲁晚报：你说写作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经济困难，现在你的生活怎么样？
骆以军：现在好一点，但是在城市里面过活还是比较辛苦。我主要是靠在台湾写专栏。我在以同样状态创作的朋友们中算是好的，可是也不是很好，我觉得是过得去。我身边写作的朋友都不结婚不生孩子。
台湾的文学市场很小，所以几乎不太可能靠写小说来生活。我很努力，我写一本书耗费的力量，是大学教授比不了的，可我交换来的版税不多。我的小说有时甚至没有人看，也没有地方发稿。我在30岁的时候刚刚有了小孩，我父亲又中风了，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非常差，所以我就兼很多份工作。
>> 私小说不是披露作家私生活
齐鲁晚报：你有一个习惯就是摘抄，这对提高写作水平有什么帮助？
骆以军：其实我不是摘抄，就是抄。我年轻的时候“鬼混”，后来决定走写作这条路，就读比较难的文学作品，可是我看了半天看不懂，就抄书。
我碰到好的句子会摘抄，抄了以后，我发觉那些讯息以更细节的方式进入我脑子里面。虽然只是抄，但它对写作有帮助。
齐鲁晚报：《遣悲怀》开启了私小说的写作形式，你是如何把生活中的故事融入这样一种写作方式中去？
骆以军：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是台湾一个评论家给这本小说下了“私小说”这个定义。 关于小说的自我记忆，好像用“我”把读者带到小说的面前，用“我”来说故事，从“我”的感官、痛苦挖掘开来。其实我自己不觉得是私小说，而是小说。作者不能用小说来披露私生活。
齐鲁晚报：在投入的状态下创作，会出现虚实不分的状况吗？
骆以军：有人讲过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女演员。她进入不同的角色，跟不同的有钱男人同居。有人到后台去看她，她卸掉妆躺在那里的时候，会发现那是一张没有“脸”的脸。
我每写完一本小说，就觉得自己像电脑里面的硬盘一样要全部格式化。就好像你谈了一场真正激烈的恋爱之后，你想说我自己一个人就好，可过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之后，你又会觉得“饿”。
齐鲁晚报：听说你对星座非常有研究，你的白羊座对小说写作有帮助吗？
骆以军：我的性格很多是天蝎座的，有一大部分是黑暗的、死亡的、倒立的。我本人又是白羊座的，朋友里面我是最会讲笑话的，谁惹我不开心，我过一会儿就忘记了。
我太太是金牛座的，她是很忧郁的美女，我跟她吵架，我感到自己都要炸掉了。可过一会儿我好了，她遭受的伤害却都闷在自己的肚子里。如果有读者愿意接触我之前的作品，可以发现我的作品是很激烈的。
>> 不希望台湾小说在大陆的“红火”变成泡沫
齐鲁晚报：大陆作家的作品，你现在会阅读吗？
骆以军：二十多岁是我的文学启蒙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当时我在读台湾小说家的书，同时也在读大陆的一批小说家的书，看他们不同的作品面貌。
其实在台湾，我的同辈中有非常多的好小说家，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但是他们的小说同样像是神秘的河流。最近台湾小说、香港作家在大陆非常红火，我非常害怕红火一年以后像泡沫一样没有了。其实大家可以更耐心一点，可以看看台湾同类型的小说，增加台湾小说的阅读，更纵深地理解台湾文学。
齐鲁晚报：你对下一辈的文学创作是如何看待的？
骆以军：台湾有一个时期，有很多一线小说家去写乡土小说，跟大陆的寻根派是一样的。台湾的年轻小说家们接受了更多西方文学，同时他们是从台湾的乡下来到台北，他们写了很多魔幻乡土小说。
我可能要讲一句冒昧的话，台湾30岁至35岁的一群小说家，他们的书在台湾卖得并不是非常好，但是他们是两岸三地纯文学创作中最强的。他们的小说非常像练武功，有些作品的构建很奇幻。
齐鲁晚报：很多小说家在作品达到顶峰时，爱惜自己的羽毛就收笔不写了，你怎么想？
骆以军：我没有到顶峰，我是白羊座的，白羊座的人不爱惜羽毛，很有韧性，就像是旷野上的狮子。白羊座的人平常是懒惰的，但是看到一个猎物的时候，会迅速朝猎物扑上去。
我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写完一个短篇小说之后两三个月写不出东西来，当时觉得自己江郎才尽，其实那是一个调整自己的时期。我写作也快20年了，有几次低潮，有一次低潮长达两年多，这两年多不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写完《遣悲怀》，很长时间我写不出东西来，那个时候我感觉被挖空了，被席卷进了这本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