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辛亥革命引导中国走向共和，但共和之路一波三折。从戊戌变法到反清复明，从君主立宪到共和民国，时代的先贤迈出各种探索的步伐，各方政治力量也在其中反复博弈。
1911年的辛亥革命，自然是共和的胜利。而走向共和的序幕，其实在1905年就已经拉开。
1905年是个耐人寻味的年份，这一年是光绪三十一年。清朝现代化军队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共计7万人，权倾一时的袁世凯主持了类似阅兵式的河间秋操；日俄战争大沙俄败给小日本，沙皇宣布立宪，给清廷深深的触动；朝廷随即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革命党人吴樾则试图刺杀五大臣；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了，在其《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这一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主要人物纷纷登场，考察，思辨，行动，为古老的中国寻求一条新的道路。
两大阵营博弈之立宪派
立宪决定获得舆论好评
改革得从戊戌变法讲起。光绪帝的“百日维新”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彰显了学习西方的坚定决心，而且这种西学不再仅限于科学技术一类的皮毛，更包括政治文教制度。现成的榜样就是近邻日本和俄国。为此，光绪和慈禧都强调派员出洋考察各国政治。
慈禧并非天生的顽固派，如果改革能让大清朝重振国威，何乐而不为？只是对于这项无祖宗例制可循的改革，清廷格外谨慎。立宪改革无论是迫于革命党的暴力威胁，还是受俄国的刺激或是国内立宪派人士长期活动的影响，这一决定在当时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好评。
通缉犯起草出洋考察报告
立宪提上日程。虽然吴樾在正阳门火车站，向出国考察的载泽、端方五大臣扔出了炸弹，但仅把出洋步伐推迟了两个月。考察团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考察了14个国家，从议会、教会、监狱、工厂，到学校、农场、银行、教会，甚至还包括浴池、戏院、动物园。
有意思的是，五大臣五光十色看了个懵懵懂懂，考察报告却不知从何下笔，只好秘请君主立宪的行家梁启超来帮忙起草报告。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一直流亡海外，当时还是朝廷的通缉要犯。
立宪失败导致共和成功
1910年厘定内阁官制，1911年设定内阁，1912年颁布宪法……眼看立宪指日可待，可1911年清廷在两个关键问题上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的巨轮转向共和的方向。
头一个错误就是“皇族内阁”。立宪需要先成立内阁，名单一公布举国哗然：13个内阁成员中，汉人仅占4席，满洲大臣则有9人，其中皇族7人。这让立宪党人很是失望。
第二个错误就是“铁路收归国有”。当时官方允许华洋官商集资筑路，各地出现了不少民办铁路公司。粤汉铁路就是其一，最初是被卖给美国公司，但这家公司钱不够又转包给比利时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借机赎回修路权，让湘鄂粤三省集资成立铁路公司修路并负责还款。可后来清廷变卦，命张之洞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借款600万英镑，由官方自己修路。官方的做法激起了民愤，各地相继罢课、罢市、抗租，尤以四川为烈，成立了数十万人的“保路同志会”。清廷为了镇压保路运动，派湖北、湖南等多路军队前往剿抚，武昌起义正是趁湖北军空虚，从而打响第一枪。
两大阵营博弈之革命派
谈共和无异于对牛弹琴
回顾历史，辛亥革命第一人非孙中山莫属。但孙中山自称，最初他是“一个人的革命”，的确如此。这个出身医生的广东人，并非一开始就非与朝廷对着干，他曾上书请见李鸿章，主张变法自强，但权倾一时的李鸿章不可能接见无名小辈孙中山。心灰意冷之下，1894年孙中山赴檀香山创建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刚开始，他在海外华人中找到了一些盼望祖国兴盛的同志，但大都是保皇党，一听要武装革命推翻清朝，很少有人能接受；还有一部分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人，能聊反满造反的事，但谈共和无异于对牛弹琴。
同盟会成立时有“预兆”
转折正发生在1905年。这一年，兴中会与国内最大的革命组织华兴会等合并成立了“同盟会”，孙中山首次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
据说当天正当与会者个个慷慨激昂之时，房屋地板突然倒塌，声如裂帛，把秘密结社的众人吓了一跳。孙中山顺势解释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大家一片欢呼。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上，孙中山系统地阐述了“三民主义”，即民族要独立，政治要民主，民生要均富，为国家指明了现代化方向。共和的大潮，已经不可避免地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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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闹剧上演 民共诛之
历经流血的起义，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终于迎来共和的时代。谁知好景不长。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自己推出一版《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又令总统任期10年，且任届没有限制，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了。
更为荒唐的是，1915年，袁世凯悍然称帝，重建君主立宪制，年号“洪宪”。当时担任袁世凯的内阁宪法顾问的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古德诺，他为袁世凯辩解说，“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此时共和理念已深入人心，就连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冯国璋也坚决反对。护国战争随之打响。众叛亲离，民怨沸腾，袁世凯只好恢复民国，很快就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但复辟帝制的闹剧还在不停上演。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以“调停”为名率5000“辫子兵”入京。他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并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仅仅12天后，“辫子军”就败于讨逆军，溥仪再次退位。假皇上当不了，真皇上也当不长。
本版撰文 晨报首席记者 姜葳
■专家点评
各方力量博弈 值得尊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认为，尽管中国早在周朝就有“周召共和”的先例，就是国家大事周公和召公哥儿俩商量着来；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理念直到清末才兴起。走向共和之路异常曲折艰辛——以革命手段取得共和这在当时绝对是体制外的“非主流”，施行新政建立君主立宪制度才是体制内的“主旋律”。
所谓君主立宪政体，其实就是让皇上居于至上地位但又不在第一线工作。皇上拥有最后否决权，内阁处于一切事务的中心，内阁就是政府，政府可以无限度地倒台，内阁可以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皇上永远是皇上，这就是君主立宪的奥秘。不光是皇上，包括皇室成员，生活费用由政府买单就不能在政府中继续担任职务。而“皇族内阁”恰恰违反了这一立宪原则，“但第一届内阁时处特殊，旧官僚体系中能干的就那么几个人，避也避不开”。
“共和民国是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他们都有值得尊敬之处。”马勇举例说，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革命，清廷不能走向改革。革命党的胸怀令人尊敬，他们坚守“民主共和”的原则不让步，“帝制必须终结”不让步。同时革命党也有重大的让步，比如没有再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值得敬佩的还有立宪党人，他们在该改革的时候改革，但发现改革走不通时，也很快转向了革命和共和。当时的“立宪党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如果没有立宪党人、各省咨议局的配合和支持，辛亥革命绝对没有后来的成果。
另外，对于清廷最强硬的宗社党人，从历史的观点看，他们是阻碍了历史进步，但从政治忠诚度来讲，宗社党也有它值得敬佩的地方，他们并没有轻易背叛这个体制。即使是清廷也有值得尊敬的人物，像隆裕皇太后、摄政王载沣，在历史重大关头很决断。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个妥协，而是接受宗社党的建议，鱼死网破，破釜沉舟，那中国1911年一定是一场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