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瑞哲
辛亥百年之际，热门影视剧里 “中山装”、“旗袍”频频出镜，又引发关于“国服”话题。记者昨天采访多位知名服装学科教授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时期都有类似《舆服志》的服装规范，中国现当代史上最后一部全国适用的《服制条例》1929年出台，此后便无明确“国服”之说。专家认为，当代中国仍需要“国服”，对外可展示国家和民族形象，对内也促进社会和谐。
中山装一直是“准国服”
中山装国人皆知，成为“准国服”之一。东华大学服装学院博导包铭新认为，中山装是西化的新中装，却比西服更为简便，除了不用打领带，对其内穿着的服饰也要求不高，属一种功能性制服。其实，这种服装还吸收了日本新式男装的特点，早期留日学生族便较多穿着。此外，被印度视为“国服”的“尼赫鲁服”也属于这种系列，符合立领、单排扣等特征。
东华大学服装学院的卞向阳教授曾作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赴美主讲 《20世纪中国服饰时尚》，现正编著《上海近现代服装史》。他认为，关于中山装的起源说法不一，孙中山先生曾参与中山装设计并无实证。事实上，1912年颁行的《民国服制条例》社会各界争议极大，最终选择了两套服装作为“国服”，一中一西。前者保留了长袍马褂，后者为传统西式礼服。“即使在17年后颁行的另一版本《服制条例》中，也没有‘中山装’的说法，只有一套公务员所穿制服与其相似。”
卞向阳表示：“中山装其实是在1949年至1950年间，才成为一种普遍叫法。”包铭新教授也认为，“中山装”的英文名词若直译应为“毛氏西装”，这与毛泽东同志爱穿中山装有关。
国服设计是个大难题
“请问，中山装夏天怎么穿？”东华大学刘晓刚教授问道。作为我国服装艺术设计学科的第一位硕士、博士，刘晓刚团队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世博会等设计行业装、职业装。他坦承，“国服设计是个大难题。”
中山装、旗袍能否作为男女版“国服”的候选服装？服装专家们也无法断言。包铭新表示，“唐装”也有资格当选国服，女版可以是上衣下裙两件套。其实，所谓“唐装”是在近代以马褂为基础演化而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期间还被成功改良为与会领导人特色服装。至于历史更加悠久的汉服，如今不少年轻人为弘扬国学传统，也自发形成了汉服群体。包铭新认为，在一些民族特色的礼拜仪式上着汉服也未尝不可，现已有大学将汉服作为学位授予服装。
总体而言，专家们赞成“国服”不应是一件单品，而应该是一个系列的服装。不仅能满足不同季节穿着，而且能根据不同场合、不同对象选择穿着，在款式、色彩、图案、装饰等方面形成一套搭配。
建“国服库”多轮比选
“国服”定案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少数人可为，需要全社会参与。刘晓刚建议，我国应尝试建立系统化的“国服库”，形成从内装到外装、从上装到下装、从冬装到夏装、从简装到正装的系列化“国服”。建库必须在广泛民意调研基础上实施，最初可能会形成数万个服饰单元，都可逐步入库。其后，通过广泛意见征集，对入库服饰单元进行优先性排序，经过好几轮比选，才可能确定一套众口可调的方案。
刘晓刚认为，“国服”必然具备众多的识别性元素，如10种。每种元素都应有所考证和出处，有一定规范性，但又无强制性。比如“国服”可分为普及版和高级版两种，高级版可能更正统，在10种设计要素中占有7种或以上；而普及版则一定是“从俗”的，10种要素满足3种以上即可。
此外，“国服”对发展民族产业也意义重大。卞向阳教授举例说，在旧有服制条例中，就明确提出“国服”应全部采用国产面料，针对的是当时大量进口尼龙等纺织材料，以及金属扣件等。专家表示，“国服”若能在当今中国推广普及，对民族精神与相关产业都有不小的提振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