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口述历史学人，著有《家国光影》。本文参考《张治中回忆录》及作者近年对张治中长女张素我、蒋光鼐次子蒋建国、张云逸幼子张光东的口述采访。图片翻拍：曹海鹏）
1911年，中国大革命。21岁的张治中浑然不知当时社会酝酿的急剧变革。从16岁开始，他一直在安庆、扬州过着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在那个立宪、共和和革命激烈交锋的时代，年轻人的出路如同针眼的缝隙，一部分人屈身穿针而过，妥协于当下；一部分人挺身拴针而起，与体制决裂；更多的人则连针在哪里，都遥不可及。
而张治中，就属于后者。在一个变革的年代，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作为底层知识青年的张治中的崛起，此刻看不见一点影子。但是，与体制决裂的一群人改变了他的命运。
因此，这又是一个让利于未来的时代，张治中的辛亥年间往事，是个人的向上螺旋上升之路，也是个体和国家挣扎的缩影，而民众和民族的未来也在此埋下了伏笔。
从16岁少小离家谋生到36岁身兼八职，张治中用20年的时间让人生上扬。此时，36岁的张治中不会想到，此后的时局变迁、风云际会，让他不断面临抉择。所不同的是，辛亥年间的抉择影响于个人，而此后的抉择影响于国家。
或许，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侧面，1911年的这个计划外偶然事件，让一个人的人生更有力量，张治中只是其中之一。
“咬口生姜喝口醋”
父亲人生所有的经历，几乎都打上了这句话的印记
父亲1890年生于安徽巢县洪家疃。父亲的私塾读书岁月，吃饭是与两位同学共同“起爨”，即出米合伙做饭，小菜自理。见富家孩子吃肉，父亲嘴馋想吃肉，话传到曾祖父耳里，曾祖父说： “肉嘛，除非从我身上割下来!”父亲听了很后悔。
晚年父亲回忆童年生活时候感慨地说：那是“我认为最受磨难而同时最有进益的时代”。父亲14岁考秀才时名落孙山。由于家境十分清寒，为生活所迫，父亲不得不去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偶然看见一张包杂货的《申报》上刊登“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消息。他惊喜若狂去报考。
父亲拿着祖母七拼八凑筹来的24块银元，独自外出闯荡。临行前，奶奶让他咬口生姜喝口醋，寓意是在今后的岁月里，要能够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只有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
这年，父亲16岁。
“咬口生姜喝口醋”是父亲的人生格言，也是他教育我们子女常说的话。父亲所有的经历，几乎都打上了这句话的印记。无论是青年时遭遇不公落榜，还是后来当“备补士兵”和“备补警察”食不果腹，以及在战场上浴血奋战，靠的都是这种尝遍苦辣酸甜的坚韧。
后来，父亲请国民党元老、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将这句话写成一块横匾，以省身心。父亲对我说，“我之所以有今天，是由于这一句话的赐予。”
安庆陪读
在这里，我要认真地讲讲父亲早年的经历，他的人生抉择很有意思，如果当年留在安庆没有去扬州，他的人生方向就会转向，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张治中了。
迈出了人生第一步的父亲并没能如愿在安庆考上陆军小学。他步行7天，走了300多里路到安庆。父亲打听到陆军小学招生的具体情况让他大吃一惊，学校分到巢县的名额只有一个，早就已经内定给了巡抚衙门的关系户了。
上安徽陆军小学的希望落空了，可是他还不死心，就滞留在安庆等待机会。父亲的同伴中有两位是唐启尧的本家。清朝末年，唐启尧是督练公所的总办，人称“唐军门”。
就这样，父亲为了省钱就沾了同伴的光，栖身在唐启尧公馆篱下。父亲不是白住，他要陪着“唐二少爷”读书，同时准备第二年再报考安徽测绘学堂。唐启尧的二哥是一个秀才。有一天，他来到唐公馆，看见这个陌生的乡下人，大声质问他：“你是什么人？他是少爷，你这穷小子配和他一起住公馆里吗?”
父亲当时十六七岁，听了他的话犹如晴天霹雳，羞愤交加。父亲曾经说，“我宁可流浪死、漂泊死、冻死、饿死，也不能被人欺负。”
他决定走了。父亲不知道何去何从，想到了扬州十二圩的远房亲戚。
扬州栖身
父亲曾经去过一次扬州，那一次他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艰辛。
那是父亲考秀才落选而又无力进学堂的时候，他听说扬州要办一个随营学堂，父亲便到十二圩去投奔父亲的祖母家姓洪的远房表叔。这位表叔当一名哨官，专门负责保护盐务。
开始，表叔对父亲还是不错的，但是父亲报考的随营学堂始终没有开办，对父亲渐渐就冷淡起来。他说自己吃的是“冷眼饭”，就是“冷眼饭”也吃不饱。父亲有时候一个人坐在船头，对着河水落泪。
虽然他耐心等待随营学堂的开办，但是终未能如愿，他听从表叔的劝告回家了。这也是一段父亲心灵上难以忍受痛苦的时光，寄人篱下的苦况也让他后来不忍再去回想。
在离开十二圩时，这位亲戚在给他旅费的同时，也给了他一张账单，把原来给父亲的零用钱和伙食费一起算足，一共是13元钱。他还让父亲写下一张“借条”。父亲回到家的第二年，他就派人找我爷爷要去了。
可以说，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走投无路，父亲绝对不会再去十二圩。但是，父亲还是去了，他想知道随营学堂到底开没开。可到了扬州之后，发现随营学堂还是没有开办。父亲进随营学堂的希望又一次成为泡影。
当备补兵
命运仿佛在折磨这个寻找出路的少年。无路可走的父亲决定去当兵，至少有个落脚的地方。
他来到当地的盐防营，可是这个营里没有正额兵可以补，只谋得了一个“备补兵”的资格。这是个可怜的兵种，根本没有兵饷，父亲的吃住都成问题。吃饭是要自己出钱的，叫做“打伙食圈子”。父亲唯一的办法是去当铺当东西。最初是当衣服、零碎东西，后来都当光了，就当汗褂子。有一次，父亲去15里外的县城跑了一个来回才当了4毛钱。
而住也很麻烦，虽说是住在兵营里，但没有固定铺位，遇到一个铺位是空的就补上去睡。如果没有空铺，就睡不成了。父亲曾感慨地说，每天晚上，总是抱着一床被子，到处找地方睡，清晨又抱着这床被离开。
备补兵是有工作的，但是当正额兵有其他勤务离开后，就代替站岗或者跟随正额兵去上操。唯一的希望就是等正额兵出了缺，就有补上去的机会了。这个机会并没有出现。父亲在盐防营干了3个月，感觉岁月蹉跎，决定离开。
当兵不成干了警察
1911年，父亲的生活非常平静，站岗、学英文和算术、看报纸、读杂书、捡字纸。
从十二圩出来，父亲第二次去了安庆。
这是因为他听说安庆测绘学堂招考。但是，他到了安庆之后发现这个学堂并没有招考。他住在一个很小的旅馆里，渐渐就维持不下去了。
无奈之下，父亲决定去参加安徽新军，当时要成立一个混成协。混成协是清代军队编制单位，相当于后来的旅。父亲感觉机会来了，就去了。
可是，父亲投新军并没有成功。那时候，当兵也是要有一套手续的。征兵是由地方保送的，父亲没有这些手续，无法去办，当兵又是没有当成。
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去寻找些小事情做，但是小事情也找不到。最后，他不得已补上个测绘学堂的一名传达。
父亲住在测绘学堂的门房里，一面当传达，一面等待测绘学堂招考的机会。负责引导宾客或学生，登记收发分转公文信件，这个“听差”的工作对满怀抱负的父亲来说是个非常苦闷的差事。
他想，新兵当不成也就罢了。现在当起了一个类似听差的传达，还不如去当一个警察呢。但是，按照当时的警察制，要想当一名正式警察，先要经过备补警察的阶段。人家请假不站岗的时候，你去替他站岗。每站一次是三个小时，每一次40文。
他曾经告诉我：“安庆人家普遍都烧芦柴，我住在警察分局的时候，连睡的地方都没有，巡警局的厨房也是烧芦柴，堆在厨房的一角，我在晚间就倒在芦柴堆上睡觉。最怕的是夜间站岗，而正额警察请假，偏偏常在夜间十二时到三时，乃至三时到六时。那时正是冬季的寒夜，衣服不完全，冷得直打战，但也只有咬紧牙关，从芦柴堆里爬起来，穿着一套半新半旧的别人的制服，挟着一根不长不短的木棒，孤悄悄站立街头，冷对着一片凄凉暗淡的夜景，真是万感交集，不知不觉地想到茫茫人生，我总不能就这样下去吧？”
在这两三个月里，他还是没有能补上一名正式警察，测绘学堂招考的消息仍然遥遥无期。这时，父亲的一个同学方若木来信，说扬州有个巡警教练所在招考。父亲离开安庆去了扬州。
在扬州，父亲通过了考试，顺利地进入巡警教练所。巡警教练所只有几十名警察学生，教学生当警察的规矩和知识。三个月后，父亲终于补上了一名正式的警察。过去的“备补兵”、“备补警察”的痛苦经历依然历历在目。难掩喜悦，他提笔给家里写了封信，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回去了。
1911年，父亲的生活非常平静，站岗、学英文和算术、看报纸、读杂书、捡字纸。
父亲喜欢看有字的东西。有一天，父亲在街道拐角处墙上看到一则广告，英算专修科夜班招生。父亲从未学习过英文，决定去登记处报名。
执勤警察的业余时间比较多，别人都用来逛街、打牌，而父亲则埋头看书。父亲有个习惯，就是“捡字纸”，每看见带字的纸张都要捡起来看看。每天，巡警局里清扫出大量的垃圾，在垃圾堆里有许多字纸，父亲左手提着一个破篮子，右手拿着两根长长的细棍子作为钳子，当垃圾清理出来后，他就用棍子翻来覆去地把字纸找出来。父亲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什么叫细菌，就这样天天用两根小棍子、一个破篮子从垃圾堆里捡字纸。
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打仗
1924年12月，他正式进入“黄埔”，从此开始了受蒋介石重用的漫长人生。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后，父亲离开扬州去上海投了学生军，准备参加北伐。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领导南京临时政府，上海学生军奉命调往南京进行改编。陆军部将各地来南京的学生军混合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父亲被编入第一营。
父亲晚年回忆说：“(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打仗，就是北伐，打死了是光荣的；如果不死，希望可进陆军学校，将来当一名正式军人。”
但是一个偶然的意外，差点让父亲被开除了。
还是在入伍生团。有一次，父亲与一些同学在操场上学踢足球，被一个同学用钉鞋踢破了腿，出血、化脓，课也不能上，操也上不了，父亲好生着急。这样的学生让人觉得累赘，连部曾经开会主张开除。幸亏他的表现别人看在眼里，有几个排长不主张开除。晚年，他的腿不好，还时时感叹说，“这一条烂腿，险些误了我的前途。”
1912年冬季，由保定南下，南京入伍生团被送到武昌南湖，父亲来到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入学，学校的前身是前清陆军第二中学。巧合的是，1926年底至1927年，父亲在这所军校的旧址上办学兵团，他将校舍翻新、配置了发动机，决定要“重兴南湖”。
1914年11月10日，父亲从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保定入伍。
1917年，孙中山先生率海军赴粤，树起护法运动旗帜，父亲到广东追随孙中山先生。不久，父亲参加了征闽战役。他加入滇军第四师第八旅，任上尉差遣。实际上，父亲没固定工作，是个编外人员。
父亲曾说自己的办事能力在送子弹这件事情上有显现。他奉命运输子弹，由几百个挑夫挑，走的是旱路。当时，父亲没有一点运输事务的经验，但是他没有遗失一箱子弹也没有一个挑夫逃跑。他穿着草鞋，从队首走到队尾，从队尾走到队首，鼓励、招呼、勉励挑夫。长官后来嘉奖他能干。
旅长看见他练兵有方，就下令再凑集六七十人，编成一个旅司令部警卫队，派他当队长。这样，父亲就脱离上尉差遣的名义了。
说来也怪，父亲的求学之路非常曲折，好不容易上了保定军校，可自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后，他仍然长期郁郁不得志。在滇军、桂军、川军中，他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师参谋长等职，奔走于粤、闽、川之间七八年，苦头吃得不少，经验也增加好多，但仍然未逢际遇。
蒋介石从保定同学口中得知张治中善于用兵，勇于作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便邀请他到黄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授衔上校。从此，父亲步入国民党军事阵营，而蒋介石对他可谓有知遇之恩。1924年12月，他正式进入“黄埔”，从此开始了受蒋介石重用的漫长人生。这一年，父亲已经35岁了。
1924年底，桂军军官学校刚结束，黄埔第三期学生开始入伍，蒋介石便把他调为入伍生总队任代理总队长。1925年2月，广东军政府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介石自任东征军总指挥，调他任东征军总部上校参谋。东征战斗激烈，东征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父亲因此立了战功。不久，国民党党军第二师成立，蒋介石自兼师长，以王懋功为副师长，父亲为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
接下来，父亲一人身兼八个职务。
蒋介石先后委任父亲为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长。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改组，父亲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黄埔军校在一、二、三期的基础上成立军官团，父亲被任为军官团团长。
那时候，母亲说，这么多的职务让父亲疲于奔命，他一天到晚坐汽车、坐小汽艇，往来于广州与黄埔之间，忙得连中饭、晚饭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常常到深夜12点才想起来吃晚饭……
张素我：张治中长女，1915年生，英国西南大学肄业，第六届全国妇联副主席，曾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