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经验的外衣，有多么丰富的语言，就有多么丰富的经验。人们常常以为自己是在创世纪。殊不知，但凡能以语言描述出的状态，都已被前人所体察所表达。天空中早已布满飞翔的轨迹，鲜有经验的空白。如果在时间面前，人们都同命相怜，那么在经验面前，人们都可以引为同志同道。张爱玲说，所有女人都是同行。面对世界，所有人又何偿不是同行呢。过生活就是他们的职业。
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汉奸文人”苏青来说，她的生活经验之坎坷、孤独、凄凉，自是一生写照，也是千百年来不幸女人的经验重复。年轻时代的苏青固然因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名噪一时——或许她正是美女作家、妓女作家的原型——但是一个人在生活的传送带上能跳多高，跳多远，毕竟不是自身能量所能决定的，还有命运机缘的因素，还有在命运波澜之下的自我掌控力与审时度势的清醒度，还有与世界达成妥协的程度。如同大部分女人，苏青的挣扎与奋斗显然是盲目的。她前半生的焦虑是想到找一个“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筹更好”的丈夫，但始终未能如愿。漫长的十年婚姻矛盾丛生，最终失去婚姻的她迫于生计，与大汉奸周佛海和陈公博相识，在《古今》上发表文章——该刊创办者是汪伪政府的交通部次长朱朴。甚至一度，陈公博要请苏青做他的私人秘书，或者安排任政府专员，她也由此落下“汉奸文人”名声。
有人说，苏青追腥逐臭或许是考虑自己一个孤身女子在大上海混事不容易，需要有人庇护，完全出于本能，毕竟她要养活三女及母等全家五口——她一个小小文人，在政治上能有什么远见卓识呢？但公众书写的历史并不这样认为。
苏青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解说：“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不得已耳……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国家。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在沦陷区的人民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
事实上，苏青是在国家动荡之时在政治夹缝中生存，也只是大时代浪潮中的一颗水星、一簇泡沫。她说过：“我很羡慕一般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者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常常是为生活而写作。”并说，“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
苏青的作品《结婚十年》与《浣锦集》等究竟有多高价值，至今仍令人存疑。尽管张爱玲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并说，“苏青身上有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但是说实话，苏青的为文却总有一种通俗流俗、泼辣大胆的浑噩态度，并且充满着风尘的味道——一个女人，到了什么话都敢说的地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就真正成为一个比妇女还妇女的地道的妇女了。虽然谈不上下流，但也绝对谈不上一流。只是将生活的经验以语言包裹，或者语言也未经艺术化处理的“实话实说”罢了。
比如她说，“女子不能向男人直接求爱，这是女子的最大吃亏处：从此女人须费更多的心计去引诱男人，这种心计若用在别的攒谋上，便可升官；用在别的盘算上，便可发财；用在别的侦探上，便可做特务工作；用在别的设计上，便可成美术专家。可惜是这些心计都浪费了，因为聪明的男人逃避，而愚笨的男人不懂。那些聪明的女子真是聪明得令人可畏。”
难怪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
鸳鸯蝴蝶派在中国文化史中从来只是一个笑谈片段，苏青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提倡创作为工农兵服务，像苏青这样写青衫红粉、家长里短的作家是无法摆上台面的。张爱玲远去海外，苏青格外寂寞，生活每况愈下。1949年底以后，苏青求职无门。1951年后，她在一家越剧团做编剧。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不料，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而被判刑，苏青也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再后来的“文革”，苏青被抄家，被揪斗，晚景凄凉。她晚年常因住房狭小与邻居矛盾，被人欺负。1975年，她退休工资仅43.19元。“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这是她给朋友的信。
人们早已经忘记了这个曾在上海红极一时、与张爱玲同称为“双璧”、“苏张”、“孤岛奇葩”的女性了。徐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