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期间，经常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一起议论时政，抨击满清政府，倡导革命，人称“四大寇”。图为1888年10月“四大寇”与友人关心焉合影。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关心焉、尤列。 新华社发
“明知必死而为之，唤醒醉死梦中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发轫于广东的辛亥革命，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已逐渐蜕变成历史书中的几行文字，或是几个数字。“如果没有广东人的流血牺牲，便没有辛亥革命。”前不久，著名作家王树增在谈到辛亥革命时说，那些广东人用自己的生命为笔，写出一曲荡气回肠的正气歌。
10月10日起，由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大型高清纪录片《黄花岗风云》在广东卫视逢周一至周五12时05分播出，导演林俊在接受采访时说：“潘受之的墓就是一堆黄土，连个碑都没有，他女儿一到墓地，眼泪就流下来了。”那些100年前的年轻人的故事不应当被遗忘，更不能就此掩埋于黄土之中。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几个辛亥后人——革命党人温生才之孙温国杰、四大寇之一杨鹤龄之孙杨海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郭继玫侄女郭月虹，讲述悲壮而鲜活的革命往事。
革命党人温生才：
“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
“爷爷是个大老粗，他识字不多，但人很正义。当年在南洋做矿工，工头欺凌矿工，温生才一拳过去就打到他满脸鼻血。”温生才之孙、现任中国同盟会广州遗属联谊会会长的温国杰谈起祖父依旧很激动，他说，孙中山当时多次到南洋募捐和宣扬革命，温生才被如此新奇的革命理论所动，单独约了孙先生长谈，孙中山对他说：“只有革命才能翻身。”这句话让温生才大觉振奋，决定誓死追随，参加革命。
辛亥革命离不开黄花岗起义，而黄花岗起义离不开温生才。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失败，可看作是黄花岗起义的一条导火索，然而，正是因为这次刺杀的失败，广东当局加强了戒备，增加了黄花岗起义的难度。是非功过，对于100年后的人们来说，或许已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100年前，有一个人甘愿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唤醒国民。
在温国杰的记忆中，爷爷的故事被重复了无数遍：当时广东大吏中，两广总督张鸣岐尚较开明，将军孚琦庸劣无能，对同盟党人而言，惟李准枭鸷狡诈，能力最强。同盟会正在积极筹划广州大举，黄兴等人认为必须先行翦除李准，增加起义的胜算。温国杰回忆道，“同盟会的头头们都赞成暗杀，当时有一个叫冯忆汉的党人愿意去，广州起义统筹部就对他进行了重点训练，不料此人胆小怕事，屡次借故推迟行动。南洋支部于是出动温生才。”
“当时很多革命党人都是单线联系，1910年，温生才到了广州以后找不到组织，也不知道广州起义的计划，组织也找不到他，两头‘雾水’。但是温生才‘无水脚’（无经费）了，只好在广九铁路做了锅炉工人，还带了个学徒，在东市街租了一间屋子居住，静待时机到来。”在给南洋同志的绝笔信中，他表示，“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
1911年4月8日，温生才得到了绝佳的机会。傍晚时分，有一队轿乘呵道而来，四面夹以护卫，锣声阵阵，在军营待过的温生才知道武将将至，认为这必是李准无疑，便冲入人群大喊“革命党来了！”于是轿夫和卫兵们丢下轿子，吓得四处散开，温生才奔至轿前，一手把住轿杠，一手对准轿中人连开4枪，然后从容离去，但被寻踪而来的巡警抓住。第二天终审，两广总督张鸣岐不胜感慨地问，“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温生才回答：“杀一儆百，我已得偿所愿”。
黄花岗烈士郭继枚：
“视死如归弟之素志，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郭继枚的侄女郭月虹说，她从小就听长辈及乡里人谈到她的伯父。郭继枚为国捐躯，老家增城的乡民都很骄傲，只有郭继枚的父亲不时喃喃一句，“哩个衰仔，出钱出力就算了，把自己的命也出咗去了”。说完老泪纵横。
在郭家人的记忆中，家境富裕的郭继枚幼年时是不折不扣的“乖乖仔”，成绩优良，孝顺谦恭，又是长子，深得父亲疼爱，十七八岁的时候听到孙文演讲，又曾回国目睹清政府的腐败，从此一直追随孙文，募捐宣传，参加同盟会后一直跟随黄兴，在香港参加敢死队。
郭月虹说，郭继枚参加革命的时候常常在家里拿钱，因为家里富裕，爷爷开只眼闭只眼，只求儿子平安无事。最后，爷爷见苦劝无效，又用儿女之情触动他，给他娶妻。此时正值同盟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他毅然告别结婚仅3天的妻子，回国参加起义。临行时对妻子说：“我耽误你了，这次远行成败难测，你不必记挂我，倘有不测，请你为我在父亲面前尽孝！”郭月虹说，“1911年初，郭继枚秘密回国，到达香港时与发小余东雄照了全身照作为“遗照”，还给同盟会寄去了诀别信，“视死如归弟之素志，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
1911年2月27日，郭继枚与余东雄到达广州。4月27日，为攻打总督署的先锋队队员，奉黄兴之命随何克夫炸两广督署，冒险争先，丝毫不畏惧，只身炸毙8名清军，为直捣总督署开辟前进道路，不幸中弹牺牲，年仅19岁。郭继枚的父亲收到儿子的死讯，已是一个月以后。郭月红说：“他留下了遗书，写着‘无论如何，一往向前，义无反顾，万一失败，虽战胜我继枚东雄二人，或受千疮百创。手无寸铁，犹奋臂杀贼，死而后已。’”
对于伯父郭继枚，郭月虹最初的印象是一块墓碑，“小时候每年清明节爸爸都带我们去黄花岗扫墓，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为什么。”等到年龄稍大，父母才告诉她大伯是黄花岗烈士，整个家族还有4位长辈曾是革命党人。但这样的烈属身份，却在文革期间让郭家人饱受牵连，黄花岗墓碑一度被砸烂，拜祭更是不被允许。“文革的时候爷爷只能偷偷去拜祭，在三月二十九的时候偷偷拿着一束花出去，不敢烧香。”当时她只有10岁，上小学三年级。
现在，55岁的郭月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中国同盟会广州遗属会的工作中。通过官方网站，远在美国的遗属也找上门来。有人在家乡的祠堂里建起了纪念馆，供后人瞻仰。还有失散了的遗属，通过一封家书，找回分散了70年的亲人。“华侨为革命出了很大一分力，七十二烈士中有29位是来自南洋的华侨，黄花岗起义共得华侨捐款57213元，其中最多的是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华侨。”郭月虹说，让华侨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根，这就是她工作最大的动力。
“四大寇”之一杨鹤龄：
“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
翠亨村的大树头下，曾有3个小孩自小一块玩大，一个是村中首富之子杨鹤龄，一个是陆皓东，一个是孙中山。在长辈眼中，孙文是最大逆不道的，十几岁时竟敢打烂佛像，而后被愤怒的村人驱逐，出走南洋。
而在杨鹤龄之孙杨海看来，爷爷和其他二人因为年纪尚小而称不上有什么“志向”，但是一种强烈而模糊的思想已经在3人心中悄悄埋下了根。十几岁时，3人每个月都会聚集在杨鹤龄家中的“杨耀记”二楼谈如何推翻清王朝，如何改革。1888年，4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成为“革命小团体”，他们自以为胜过“刘关张”，意义超过“桃园三结义”。当时的誓词是“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当时的思想是零碎的，当时的热情也是纯粹的。”杨海说。
杨鹤龄是4人中的“钱袋子”，他不顾族人的议论，将祖上的所有产业捐给革命，以至于到1895年时，只能向妹夫租房来住，失去了经济来源。“他知道自己是一介书生，能力不够，作为“文人”只能“有钱出钱”。“他没有正式参加过武装起义，未曾亲手上阵与清廷战斗，却为革命事业奉献毕生钱财，以致后半生穷困。”杨海说，后来杨鹤龄走投无路只能想孙中山求助，得了闲职。杨海在父亲的遗嘱上才了解到祖父家中原先的殷实，其家“在村中建有大屋，，门前高挂府宅灯笼，房内雕梁画栋，甚为壮观，古瓷香炉、凤凰坐垫等陈列有序，为当时村中第一富。”
孙中山去世后，杨鹤龄居于澳门，渐渐淡出革命。对革命满怀信心、倾家荡产支持革命的他，也许不知道此时的革命党人已经经历九次起义失败，面对前途“莫不唏嘘叹息，相视无言”。但杨海回忆，即便生活艰难，一有穷困的革命党人或家属求助于他，他也从不拒绝。
南方日报记者 吴敏
实习生 许俊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