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的金融才能从1911年广东军政府成立时，就开始崭露头角了。”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周兴樑把廖仲恺比作孙中山的钱包，而且是一个“能生钱”的钱包。
周兴樑认为，人们常看到廖仲恺在护法运动中高超的金融才智，却忽略了广东军政府成立时廖仲恺的理财奇招。
5个月稳住广东纸币流通
从1911年到1913年，廖仲恺先后担任广东军政府的枢密员、总参议、财政司长兼国税厅长等职。时任广东军政府首任财政司长是李煜堂。广东军政府请李煜堂“掌钱”有其考虑，李煜堂是香港老同盟会员，也是广东著名的银业巨商和慈善家，与广州、香港商界渊源极深。广东独立之初，李煜堂“在港一夕而筹饷八十余万”，名噪一时。当时，廖仲恺担任李煜堂的副手。
“广东军政府刚成立，军政费用十分紧张，当时廖仲恺的要务是协助财政司筹款。”周兴樑介绍，清末广东每年上解朝廷的款银在1360万两以上，居各省之首，省库早已空虚。独立前，粤督张鸣岐有意“时发龙济光部双饷”，潜逃时又与属吏挟巨款而去。张鸣岐曾预言，“革命党即得广东，不能守三日也”。省城独立后，广东财政部派人查点前大清银行广州分行之存款，仅得“现银一万四千六百八十四两，银纸一万一千二百八十元”。
李煜堂后来谈到军政府财政司入不敷出的窘困时表示：“我粤东财政收入，除捐借款、纸银币等各开支外，实收入不过三百九十八万余元，而支出除购生银、饷银、借支补水等开支外，实支已达二千七百九十二万余元，出入比较不敷支者，已逾二千三百九十三万余元”。周兴樑解释，这意味着同期的收入只有支出的1/7，不敷者占6/7。
出人意料的是，短短5个月，廖仲恺就先后从前清藩库、银行等处，提取大清旧纸币1223万余元。这些纸币加盖财政司大印后逐月流通于市面。一时间，流通在广东市面上的纸币在2000万元上下，成为广东军政府的财政支柱。
一面借钱，一面劝捐。在银根紧缺的年代，廖仲恺成立筹饷局向海内外发行有息债券借饷，同期借饷达327万余元。同时，也开展劝捐活动，5个月内共收到各界捐款126万余元。军政府的饷政两费因此基本能够维持，广东财政金融也得以恢复和稳定。
这一系列举措，为廖仲恺赢得了人气和美誉。1912年6月，李煜堂辞职，廖仲恺任军政府财政司长。摆在这位新上任财政司长面前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为广东理财，维持广东货币的信用和稳定金融市场。
当时，省城纸币仅值七折，市面摇动。据广东官钱局总办邹鲁忆述，“广东纸币景象最坏时，使用价值只值面值五成，官钱局无法开门”。
由此，廖仲恺坚持，借外债筹办广东银行才是改善币制的治本计划。廖仲恺提出由胡汉民出面向美商借款500万美金，为设立广东银行之用；由广东银行“以中华民国货币公债票、广东省政府纸币、银币公债票、外国金银币、生金银及三个月以内到期银单作为保证，发行五千万元纸币”，以“代政府于三年之内，全行收还政府纸币”。
周兴樑告诉记者，胡汉民曾两次电告袁世凯，盼望中央支持此事，最终由于众议院反对操作细则不了了之。
首次践行“平均地权”
广东独立后，财政一直入不敷出，廖仲恺接任财政司长的头两个月“每月不敷约100万元”。面对严峻的财政赤字，廖仲恺任职之初，就决心开辟财源，“由租税上设法以补财政之不足”。
在孙中山和胡汉民支持下，廖仲恺首先努力推行地价税契法案，希望通过改革地税来增加财库收入，进而实现同盟会“平均地权”的土地国有纲领。
1912年6月间，省临时会议通过了廖仲恺主持制定的《广东换契简章》13条。它规定“广东人民所有之不动产，经前清政府印给之旧契，一律由中华民国广东政府换给新契”，换契金以元计（银7.2钱或钱1000文折为1元），断卖契和典按契分别照原契价抽千分之十、千分之六的换契金。
廖仲恺当时就称其“是一筹款案”，税契收入是“一种救济金之性质”。周兴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个从改征地税入手的救急筹款案。
7月10日，胡汉民颁布实施换契简章令后，财政司先后拟出《催换新契传单》和《乡村换契简便办法》6条，呈都督核准施行。然而各业主对税契事多持观望态度，税契案实施半年多时间，“所收税契金不过百余万元”。广东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税契案被迫半途而废。
“廖仲恺大力推行的地价税契法案，从增加省库收入方面来看，成绩不是很大；但它却有着明显的深远意义，即验证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社会革命纲领的可行性，以及表达了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广东革命党人决心实施这一政纲，把广东建设成模范省的美好愿望。”周兴樑对这一次未竟的尝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周兴樑介绍，除了大力推行地价税契法案，廖仲恺还以高利息第二次向省港行商募债达543万余元，开办有奖公债；整理省内赋课旧税和振兴实业。此外，财政司还提出了规复酒捐、蚕丝捐、粮捐、屠捐、房捐、警捐的计划，并定了严惩偷漏税之办法。
到1913年5月初，军政府库存有生银50余万两，双毫300余万元。到8月，广东“二次革命”失败廖仲恺离开广州时，“库中存有现洋七百余万，另有纸币数百万，此为民国以来财政当局所未见之现象”。
“在乱世之中稳住财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从廖仲恺的理财作为可见他办事认真、一丝不苟。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始终忠于孙中山的事业和思想，爱国、勤政。”周兴樑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