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担任大元帅府大本营财政部长时的廖仲恺。
翻阅廖仲恺致孙中山的电函寥寥四五篇，多数绕不开“钱”。
廖仲恺，被誉为“为孙中山管荷包的人”，一直被视为孙中山最忠诚的追随者。辛亥革命之后，廖仲恺先后任广东都督总参议、总统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1911年，两广总督张鸣岐潜逃时大放狂言：“革命党即得广东，不得守三日也”，革命党也忧心忡忡：“民国成立后，最要紧最危险者，为财政问题，广东尤甚”。廖仲恺面临困难紊乱的广东财政，连出奇招，在1913年8月解职离开广东时，“库中存有现洋七百余万，另有纸币数百万”，成为“民国以来财政当局所未见之现象”。
从1903年9月廖仲恺夫妇到日本小石川“下宿屋”（旅馆）拜访孙中山开始，再到1925年孙中山病逝，这22年间，孙中山身边总有廖仲恺的身影。
而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廖仲恺真正成为孙中山的左右手，是从1916年护法运动开始。这从廖仲恺致孙中山鲜见的三两电函可见端倪。
“窃仲恺于九月廿四日奉大元帅令开：任命廖仲恺为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次长，此令，同日，又奉大元帅令开：财政总长唐绍仪未到任前，以次长廖仲恺暂行代理。”1917年9月25日，廖仲恺以“财政次长代理财政总长”发出就职呈文，自此，他独自担负起筹措经费以支持孙中山进行护法斗争的重任。
其实，廖仲恺代理财政总长前，已经开始“显山露水”了。当时，孙中山在上海动员海军和邀请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参加护法，独愁南下的经费。廖仲恺在沪一面与德国富商哈同等洽谈借款事宜，一面则多次致函南洋革命党人，嘱“速筹款项，以济军用”。
之后，廖仲恺亲自经手以孙中山名义担保“借入现款供护法用者，综计一百三十九万二千七百元”，其中在护法“军政府成立以前，用于海军方面四十万元，苏、沪……粤等处，暨招待国会议员南下旅费等项六十余万元”。这一做法保证了参加护法的海军舰队官兵及议员一百二三十人，能分批南下广州，拥戴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领导的护法基地。
1918年3月20日，代理财政总长廖仲恺上书大元帅：“案奉大元帅第五十四号令，将广东盐税收归军政府，业经呈请委任监收专员前往中国银行，监收盐税。”廖仲恺认为，“盐税收入，每年中有旺淡之分，平均计算，每月收入之数其三分之二，约四十万有奇”，“现当度支奇绌之时，不得不先就各项最急之支出以为分配。”廖仲恺的“分配方案”为：“国会经费每月需拾万元，大元帅府经费每月需伍万元，海军经费每月需拾叁万元，广东财政厅例拨还款每月需玖万元，计共每月需叁拾柒万元，其余悉数拨给前敌军饷。”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周兴樑指出，那时正是粤军在汕头整训期间。从这封电函可见，在财政困窘之中，廖仲恺仍按月拨给军饷6万元，并支持陈炯明必要时截留潮盐款项以为军用，对护法运动的支持，可谓用心良苦。
在周兴樑看来，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实际上是“有府”而“无军”。西南桂滇军阀实力派对广州军政府持不合作甚至敌视态度，根本不听孙的号令，在此情势下，为了巩固军政府的地位，廖仲恺积极支持孙中山组建护法武装“援闽粤军”。
1918年1月31日，廖仲恺发出电函，讨论“拨支国会经费”事宜。在电函里，廖仲恺说道，“由防务经费项下拨支国会正式会议经费五十万元”，并要求“转呈大元帅咨照国会，从速召集”，支持孙中山速行召集正式国会，以抵制西南各省联合会的拆台行径。
可惜的是，此举最终未能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