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胜利之基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二编有感
作者：廖建建
《中国共产党历史》(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第二编，记载的是自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的那段历史。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在此之前，党和国家的形势相当不错。经过建国头七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工业化已取得巨大进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党正在努力探索和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这个探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取得了初步成果”。然而，就在人们满怀希望的时候，历史却在1957年拐了一个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步入曲折。在政治上，体现为指导思想越来越“左”，期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和庐山会议及“反右倾”斗争，给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严重灾难；在经济上，则是主观认识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急于求成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纵观这一时期，基本上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代价巨大，步履沉重。
反思这段历史，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957年后形势的逆转？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顺利步入曲折？”深入历史进行分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外部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主观指导思想的失误，还有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党史》第二卷对此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笔者在此不加赘述。然而有一点，笔者却想详细谈谈。这便是：这一时期党的民主的破坏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它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期党的民主遭受破坏的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前，应该说，党内外的民主状况处于一个较好的时期。这期间，全党从中央到地方都比较注意实行民主集中制，总体呈现的是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在1957年之后，民主气氛逐步紧张。主要是指导思想的越来越“左”，使党对国内外形势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以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庐山会议及随后开展的党内“反右倾”斗争为标志，党内外民主遭受严重损害。
首先是1957年以党外人士为主要对象的反右派斗争对党外民主造成的严重损害。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其初衷是对当时一些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这对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很有必要。但遗憾的是，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判断，“把本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并主要采用解决思想问题的方式来进行的斗争，扩展成全党、全国范围的‘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导致了严重扩大化的后果。它“把一些明显错误的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把大量对党的工作的批评意见都看成是右派进攻”，造成“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尚不成熟的青年、还有党内许多忠贞的同志”，“被列入敌我矛盾的范畴，不仅政治上遭受严厉批判，而且组织上、行政上也分别不同情况进行了处理”，“经受了长期的冤屈和磨难”。这就给党外民主造成了严重后果：有了这些“右派分子”的前车之鉴，党外人士对党和国家的工作从此是噤若寒蝉，不敢再随便提出意见，更不敢监督党和政府。由此以来，建国后形成的党内外通力协作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
其次便是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对党内民主造成的严重损害。如果说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只是让党从此失去了党外的诤友，而党内民主依然没有遭受大的破坏，那么时隔两年后的庐山会议和随之展开的党内“反右倾”斗争使这一状况也发生了改变。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的起因，缘于当时党内部分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大跃进”运动存有不同意见，从而在党的庐山会议上提出不同看法。这本是党员的正当权利，但却被错误地批成“右倾机会主义”，工作上的矛盾和分歧被上纲为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从而在客观上“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良风气”。这起事件进一步造成“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的盛行，从此党内也难觅不同看法，党内民主遭受严重损害。
民主与党的事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反右派斗争和庐山会议给党内外民主造成的严重损害，必将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消极影响。在反右派斗争后不久，党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起运动“都缺乏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充分依据”，“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党因为“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犯急性病”而轻率发动这两起运动时，却没有听到什么不同声音，尤其是党外，几乎是鸦雀无声。是全国人民都头脑发热吗？是大家都同意党的这一决策吗？是完全没有人看出这一错误吗？非也。从后来披露的一些历史资料和个人回忆录来看，当时一些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对这两起运动不是没有意见，而是不敢提意见。因为反右派斗争的教训就摆在那里，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党猖狂进攻”？党外的情况如此，党内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在两起运动之初，党内大多数同志并没有认识到运动的错误。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很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党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部分同志逐渐意识到运动的不正确性。他们深入思索并积极向党进言，极力推动党去主动纠正这一“左”倾错误。然而随着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他们遭受了严厉批判和无情打击。其结果，是党不仅在党外而且在党内也再难听到不同意见，从而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继续“大跃进”，直至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
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让人感受到民主对党的事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不能不让人感受到民主是胜利之基。在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话中，毛泽东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也曾说：“一个革命的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而反右派斗争和庐山会议正是因为分别从党外和党内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极大程度地堵塞了党的言路，由此形成了“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这样一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际上掌握在主要领导人手中。“当领导人的认识和决策符合客观实际时，探索和建设的进程就比较顺利；当领导人的认识和决策出现重大失误时，而党却不能及时防止和发现这样的重大失误，即使发现了也难以及时纠正，这样，探索和建设的进程就难以避免发生曲折了。”(《党史》第二卷747页)这就是为什么“同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相比，1958年以后我国的建设事业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社会发展的步履是相当沉重的”；这就是为什么“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会给国民经济带来那么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种全局性的重大错误。民主虽不能保证最好，却可以防止最坏。假如党的民主没有因为这两次政治运动而遭到破坏，假如党仍然可以正常听到各种声音，假如党的领导人仍受到党内外的监督，即使这些错误仍然会发生，我想至少代价会小一些，改正会快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