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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厚重和绵延，从我国藏量丰富的典籍中可见一斑。但是，岁月的侵蚀让这座文明长城变得脆弱。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大中专院校的图书馆共收藏古籍4000余万册，其中千万余册损毁和自然老化非常严重，亟待保护。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是，与待修复的古籍相比，修复师却少得可怜，如果一本本去修补破损古籍，需要数百年时间。然而，古籍等不起。
古籍修复，如何摆脱势单力薄的现状，如何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其中，如何让文明的记忆依然可以触摸？我们在努力寻找答案。
夜幕落下，北京的深秋已有几分凉意。国企员工万伟下班后乘坐2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国家图书馆，旁听古籍鉴定与修复的课程。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不在乎学分和证书，凭的就是一腔热情和兴趣。在这一期首都联合职工大学国家图书馆分校的古籍鉴定与修复班里，万伟有20多位同学。虽然素不相识，但大家都对古籍修复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多人打算把古籍修复当作毕生的事业来经营，做一名修补时光的文化使者。
3年来，首都联合职工大学国家图书馆分校，通过着力培养古籍鉴定与修复专业的学生，将古籍修复这项不为人熟知的技艺推向公众。
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古籍修复师？这一职业的前景又在哪里？
古籍修复，不仅要有手艺，还要有文化
国图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非遗传承人、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正在向同学们讲授修复技术课。教室里摆放着5张长方桌，宣纸、糨糊、小刀、尺子和用牛皮纸包装的砖头是案头工具，这堂课主讲古书装订方法之一的“包背装”，算是一堂入门课。杜老师坐在桌前，熟练地一揭、一抹、一压，一本干净齐整的书便被装订了起来。学生们围在身边，一边看，一边练习，一边请教，单单是“和糨糊”就有诸多料想不到的技巧。有近40年从业经验的杜老师，当年就是这样从师傅那里“手把手”地学习修复技术，如今他在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班已经培养了三届近百位学生。
“古籍修复尤其强调动手能力，我当年跟着师傅是一对一学习，现在我们先教授基础理论，再口传身授教学，主张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统一。”在杜老师看来，一名合格的古籍修复师必须具备多项知识，有关纸张、印刷、版本的知识要通晓，甚至美术和装裱也是基本技能。
从事20多年书画装裱的非遗传承人张平告诉记者，修复一本书，一般要分“六步走”：最先一步，通过文字描述和影像记录为古籍制作档案；接着，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确定修复方案；然后将书分解开来，根据原书的纸张规格，找到从纸质、颜色到装订线都相同或相近的修补材料；随后动手修复，一般采取“去酸”、“反铅”等技法，全程需要影像记录；最后两步，则是压平和复原。“就像医生问诊做手术一样，六个步骤同等重要。如果修补方案不科学、修补技法不得当，都会对文献造成二次破坏。”张平说。
国家图书馆自2008年开设古籍鉴定与修复专业，国图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以及杜伟生、张平等专家，分别讲授了古代汉语、古籍版本鉴定、古籍修复、书画装裱、书法篆刻、中国文化史等12门课程。学员在校期间还被推荐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第一历史档案馆、古籍修复公司等单位实习。据介绍，首届50名学员已于今年夏天毕业，大部分人由此迈入古籍修复行业，有的进入图书馆、博物馆等公藏单位，有的则在私人收藏、拍卖公司等民间机构学以致用。
善本文献加速脆化，大量古籍亟待拯救
一份2006年国家图书馆初步统计测算的报告显示，全国现存古籍大约3000万册，破损古籍约1000万册，当时全国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技术人员还不足100人，而在这些技术人员当中，40—50岁的占到了绝大多数，只有不到1/6为40岁以下。即便到了今天，要完成全部修复工作仍需数百年，且前提是古籍不再继续破坏。
以国家图书馆为例，据介绍，当时全馆古籍修复人员只有10余名，其中1/4的人员为50—60岁，1/4为40—50岁，其余的为40岁以下。而在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善本古籍、金石拓片、敦煌遗书等260多万册的古籍特藏中，需要“动”一下的将近有200万册，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而近几年的普查结果显示，现存古籍数量远比测算的数字要大，其破损数量也多一些。古籍纸质文献的脆弱性，加上环境的污染，许多古籍善本文献正在加速酸化和脆化，更大量的破损古籍需要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去“拯救”。
古籍修复行业本身的性质和要求决定了“成材率”偏低，用张平的话来说，就是“十个人里也难寻一个优才”；再加上，如同中医医术一样，古籍修复是一门需要时间和实践磨砺的技艺，年轻后备人才的匮乏实在令人担忧。
“实际上，我们是在做一项跟时间赛跑的工作。”国图培训中心负责人闫征说。从古籍修复班开设以来，就一直参与招生工作的他近来颇感困惑：一方面，古籍修复技术性强，尽管入门难，却是一种可以“终身从事的技艺”；另一方面，随着文化保护观念和文化产业的盛行，民间收藏热情的日渐高涨，古籍修复的市场需求正持续走热，然而，理应获得公众青睐的古籍修复培训却并未获得普遍的认可。现在已经难寻三年前刚开班时，招生几十人却有千人咨询报名的盛况，生源下降是个令人担忧的状况。“这里面也许存在招生宣传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反映了人们对这个行业的态度。”闫征感到，现在大多数人都怀抱急功近利的目的去工作，而古籍修复要求必须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除非真的是兴趣所在，不然谁会选择这个冷门的职业？”
入行难、收入低，让古籍修复不讨喜
既然古籍修复是一项朝阳产业，古籍修复已有专门的培训机构，为何青睐和加入的青年人群大大少于其他行业呢？
“当前公藏单位的用人制度，大概是阻拦青年人才入行的第一道槛。”据业内人士介绍，现在集中收藏古籍善本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藏单位，一般以本科及以上为招收人才的学历标准。而现在古籍修复专业的学历层次，除了南京金陵学院刚刚升格为“五年一贯制”之外，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绝大部分都是大专层次。修复专业的大专学历，显然不符合公藏单位招聘要求的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硬标准”。对于修复人才的引进，公藏单位是否可以考虑采取灵活的用人制度呢？这也许是一个破解的方法。
目前，很多毕业生受制于学历层次，只好涌向民营修复公司等社会机构，而因为人力有限，部分公藏单位的古籍也只好委托社会机构予以修复，整个行业呈现市场化、社会化的走势。“这里有个当务之急的问题，便是修复标准如何统一、修复职业资格如何认证？”杜老师说，技术不统一、材料不统一、观念不统一，这样修复出来的古籍五花八门，非但没有起到保护，甚至可能成为“二次破坏”。据介绍，现在国家正着手开展文献修复师的职业资格认证。尽快建立起古籍修复人员认证和资格准入制度，这成为第二道槛。
第三道也是最重要的门槛，便是当前社会对于古籍修复行业的认可度尚低。认可度高不高，从业人员和行业收入是两个重要的标志。上世纪90年代，杜老师曾在大英博物馆与外国同行一起修复整理敦煌遗书。他发现，国外从事古籍修复的高学历人才居多，当时与他一起共事的四人当中就有一名艺术学博士。而即使现在，“国内很多人还将古籍修复视作一种工匠手艺”。杜老师还发现，国外修复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居于全社会的中等偏上，大致等同于大学教授。相比之下，国内古籍修复行业的平均收入实在“微薄”。张平告诉记者，目前公藏单位委托社会机构的修复价格大概在每页2—15元之间，价格的高低依照破损程度而定。以每页15元计算，修复一本80页的书只能获取1200元，其中还包括材料费，而修复时间则要将近一周。“如果普遍收入过低，势必会限制整个行业的发展。只有让修复行业的收入实现合理归位，才能从根本上理顺供求矛盾。”张平说。
记者手记
古籍修复技术在中国拥有上千年的流传史，至少在唐代便已出现和运用。许多文人墨客都曾参与和推动了这一技艺的发展，唐代的褚遂良、宋代的苏东坡就曾亲手从事装裱。在其后的发展中又形成了流派纷呈的盛况，比如蜀派有绝技“借尸还魂”、京派有绝技“珠联璧合”、津派有绝技“千波刀”等，使之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如今不但这些修复流派大多难觅踪影，古籍修复技艺竟成为非遗的一种，这让中华儿女不得不为之惋惜。
最好的保护便是传承，希望古籍修复这种古老又极具现实意义的技艺能早日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希望更多的青年人能够加入到古籍保护的行列中，做修复时光的文化使者，也做中华文明的传递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