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1876－1950)
宋耀如（1864—1918）
干革命，需要钱——这个简单的道理，早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就已经明了于心。1911年革命成功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孙中山在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各地奔走忙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筹措革命经费。
钱在谁的口袋里？自然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富商，在每个时代都不乏头脑精明或者运气极好的人，能够看似轻易地聚敛惊人的财富，这样的人自然会进入革命党人的视野——比如1906年春天，孙中山在开往法国的游轮上遇到了张静江，后者非常慷慨地允诺：“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意思是“我相信你干革命能救中国，需要钱就跟我说”。
为什么有人愿意出钱资助革命党？你可以理解成机缘巧合，也可以认为商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感召，愿意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贡献力量。但更多的人愿意相信，极高风险的生意，也能够带来极高的回报。
干革命，是要杀头的，这也是一条简单的道理。
革命“投资家”
张静江一生资助了两位民国大佬，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是蒋介石。这两个人左右了辛亥年之后长达数十年的中国命运，从投资的角度来说，足见张的眼光之准。由此获得了两位大佬的赞誉，孙中山赞他是“革命圣人”，蒋介石则称他为“革命导师”。
圣人也好，导师也罢，张静江对政局的敏感本事，要上溯到他的祖上。1877年，张静江生在浙江湖州南浔镇，他的祖父张颂贤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凭借与当局的良好关系，获得了整个浙江的盐务专营权，从而暴富。张静江的父亲张宝善继承了食盐和丝绸的家族生意，并且深谙“政商合一”之道，不惜花费十万两白银，为张静江捐了个二品候补道衔。1902年张静江以商务参赞身份出使法国，迅速做起了中法之间的跨国生意，贩卖的商品包括瓷器、丝绸、茶叶、珠宝还有文物。
于是就有了1906年在船上的偶遇，当时张静江告诉孙中山，需要钱可以拍电报，暗号是A、B、C、D、E五个字母，分别代表一、二、三、四、五（万元）。两人不过萍水相逢，孙中山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自然心存狐疑。1907年同盟会东京总部困窘，孙中山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给张静江拍了一封电报：“C。”不久果然收到三万法郎，孙大喜。1908年为了筹措云南和广东起义经费，孙中山又先后拍了两封电报“A”和“E”，两笔款子又如数汇到。
孙中山自此对张静江感激不尽，他命胡汉民写信致谢，并向投资人张大老板汇报起义经过和开支明细。谁知张更加豪迈，回信说：“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其实张静江的钱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后来孙中山又多次问张要钱，有一次张静江也周转不开，只好卖掉了巴黎的一家茶店。孙中山后来知道这个情况，更加敬佩张静江支持革命的诚意，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背后也有张静江的财力支援。及至辛亥革命功成，孙中山两手空空、带着一肚子革命精神归国，张静江更是倾囊相助，带头捐赠巨款，以解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无米下炊之急。1914年孙中山跑到日本反袁，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长，说：“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但张在巴黎筹款，不能办公，便由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代行其职。
秘密革命“隐君子”
除了高风险带来高收益的冒险定律，商人们还信奉一句话：“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以到了1916年，张静江开始在国民党内寻找有投资潜力的政治新星，他看中了蒋介石。两人结拜为兄弟，张静江利用自己和孙中山的亲密关系，大力举荐蒋介石。蒋获得孙中山器重，进而成为黄埔军校校长，羽翼渐丰。也是通过蒋介石，张静江和另一位极具投资眼光的人扯上了关系，他就是宋耀如。
宋耀如和张静江相比，远远称不上有钱，为世人所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儿女们声名显赫：大女儿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二女儿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三女儿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因是“宋氏三姐妹”之父，宋耀如有“民国岳父”之称。
但这些都是后来的故事，在辛亥风云变幻之际，还没人能预料到自己与这个国家的前途。宋耀如其实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一面传教布道，一面兴办实业。他的第一桶金就来自为教会印刷《圣经》的利润，其后做起了机械进口生意，在19世纪末的上海，他是最早的大买办之一。
不过经商赚来的钱大部分被他押在了革命党身上，早在1894年，宋耀如就认识了孙中山，为孙的革命抱负所折服，开始积极投身兴中会和同盟会的筹建工作。孙中山对他也相当重视，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曾当面邀请宋耀如出任总部评议长。但宋婉拒了，称自己只想做“秘密革命家”——表面上仍然是个牧师，暗中为革命党奔走筹款。后来孙中山曾经有书信赞宋耀如为“隐君子”：“宋君嘉澍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
无奈的结局
张静江与宋耀如两人的交集，主要来自裙带关系——蒋介石在宋美龄之前已有妻子陈洁如，就是张静江给撮合成的；而蒋后来宣布与陈洁如离婚，迎娶宋美龄，也是张静江的主意，其间少不了与宋家往来穿梭。
这两位辛亥革命的支持者与投资家，日后命运却也殊途同归：宋耀如在民国初年致力于铁路事业，和孙中山一起到各地考察，有十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之宏愿。“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宋耀如也随之举家避难，1914年回国，1918年在上海病逝。
张静江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后于蒋介石政见不合。1929年国民党“三大”上，张静江被排挤，从此远离权力核心。抗战爆发后，张避难国外，吃斋念佛消磨余生，1950年在纽约病逝。
他们都是最好的投资家，猜中了革命成功，却猜不中革命者的结局。
张静江(1876－1950)
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1902年任清政府驻法商务参赞，开始在国外经商，并资助革命党活动。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后，张静江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晚年淡出政坛，一心修佛，佛名智杰。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美国纽约。
宋耀如（1864—1918）
原名韩教准，字耀如，生于海南文昌县。1877年前往美国。1885年大学毕业获得神学学位，教名查理·琼斯，又称宋查理。回国后在上海成为实业家和传教士，开设“美华印书馆”，印行中文版《圣经》。暗中资助革命，并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18年因肾病在上海逝世。共有三子三女：霭龄、庆龄、子文、美龄、子良、子安。
■ 轶闻
张静江与孙中山互赠对联
孙中山、张静江私交甚好，1923年张静江卧病，孙中山荐留德名医为张诊治，手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对联赠张。1924年底孙中山在北京病重，张静江抱病赴京探望，孙见之泪下。1925年孙中山逝世，4月2日，灵柩移至北京西山碧云寺，张静江手书对联悬挂寺中石龛，曰：
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新京报系列插图/鲁嘉
撰文/本报记者 武云溥
本文撰写参考了潘荣琨、林牧夫《张静江传》等作品。
